论我国的夫妻财产权

作者：鹿峰伟


摘要：我国的民法典即将出台，为突出财产关系的重要性，财产关系单列为民法典的一编，顺应了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夫妻对其财产的处分直接关系到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家庭的稳定，也关系到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婚姻家庭关系是身份促进婚姻家庭的稳定、和谐。。
关键词：夫妻共同财产 财产权 交易安全 婚姻家庭关系

婚姻家庭关系是身份关系与财产关系的统一，财产关系是婚姻家庭得以延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夫妻关系的核心。夫妻对财产的享有的权益和负担的义务，是夫妻财产关系的核心内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身关系开始弱化，财产关系逐步加强，因此，夫妻的财产权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为此，笔者就个人对我国的夫妻财产权的浅薄认识，发表一些个人见解。
一、夫妻财产权的概念及特征
(一)夫妻财产权的概念。
夫妻财产权是夫妻对夫妻财产所享有的权利，其涉及到夫妻各自的、共同的以及第三人的利益，为各国法律所重视，更是我们婚姻法的中心内容。
所谓夫妻财产权的内涵，是指关于夫妻婚前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对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的权利和义务。夫妻财产权与夫妻身份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夫妻身份关系为夫妻享有夫妻财产权的前提，夫妻财产权是夫妻身份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对夫妻身份关系有着重大的影响，即影响到夫妻身份关系的延续或终止。
(二)夫妻财产权的特征
1、以男女双方结为夫妻为前提。没有结为夫妻关系，也就无所谓的夫妻关系，更没有夫妻财产权的存在。在某些国家（如荷兰）承认同性恋的合法性，并以夫妻关系处理他（她）们之间的关系，但我国不承认同性的“婚姻”，故而，必须以男女两性结为夫妻为夫妻享有夫妻财产权的前提。
2、须以共同生活为基础。我国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必须办理结婚登记后，才为夫妻。但法律都强调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如果男女仅结为夫妻关系，而未共同生活，即没有财产上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如此时让双方享有均等的财产权，对一方或双方不公，这民法上的公平合理原则相违背。只有双方在结为夫妻并共同生活后才能享有夫妻间的财产权利，承担对等的义务。
3、夫妻财产权的平等性。我国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婚姻家庭关系包括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因而婚姻法属于民法范畴，其调整的主体也应是平等的。在现实生活中，一般是女性主内，男性主外，夫妻之间存在着收入的差异，存在着表面上的不等。但男性的收入是因为有妻的支持：帮助丈夫操持家务，使丈夫能安心地工作，再说，妻的付出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内容。如我国先行《婚姻法》第40条规定，付出义务较多的一方，有向另一方请求补偿的请求权。也体现了夫妻权利义务的统一。所以说双方在权利和义务上是平等的基础上，夫妻的财产权也是平等的。
4、遵循公序良俗。 公序良俗是法律渊源之一，其与法律一起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法律的辅助工具，在法律的范围之内行为，要那道德来平衡自己的心，做到不偏不倚。如夫妻在行使夫妻财产权的时候，不能不顾子女及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5、保护交易安全。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其行为直接涉及到社会的利益。夫妻对夫妻财产权的行使，会关系到社会上的其他人的利益，也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夫妻的财产权不仅对内，而且对外。对外表现在交易上，其交易行为必然会涉及到第三人的利益，为了保障交易安全，保护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夫妻在行使夫妻财产权时，不能损害他人或社会的利益。
二、规范夫妻财产权的法律原则
我国没有专门的财产法，而是在民法基本原则下，在《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和《妇女权益保护法》中体现出来。从这些法律中，可以看出对夫妻财产权的规范原则。
1、坚持男女平等。我国《宪法》第48条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我国〈民法总则〉也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 我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八条 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权利。”第二十三条规定：“在婚姻、家庭共有财产关系中，不得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权益。”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男女是平等的，夫妻是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平的平等主体，其在行使财产权时，必须贯彻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彼此尊重，才能体现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
2、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保护弱者。“民主，公平，正义”是法的最高要求，我国民法也强调民主、公平合理、维持正义。但我国还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刚从具有“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走到现在，封建的不良思想还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活动。妇女在家庭里仍处在弱者的地位，保护弱者是法律的任务。我国现行《婚姻法》第39条 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民法通则》规定当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享有平等的权利。只有保护里处于弱势的群体的合法利益，才能体现法律的公正、公平。
3、促进婚姻家庭的稳定、和谐。我国《宪法》第49条规定，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现行《婚姻法》也是为了家庭的平等和睦，稳定和谐。夫妻财产关系是婚姻家庭的物质基础，夫妻对其财产的权利，直接关系到婚姻家庭的稳定。
4、符合中国的国情。各国的法律制定与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乃至家庭的结构和规模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这个特点，我们对国外的成功的夫妻财产权法律制度，应立足于国情，理性地借鉴。
5、保护交易安全①。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夫妻对财产的处分，开始商业化，交易逐渐增多，这必然涉及到第三人的合法利益。为了保护他人的合法利益，夫妻有按照市场规则行为的义务。
三、我国夫妻财产权的类型
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包括法定夫妻财产制、约定夫妻财产制和特有财产制。在此财产制下，夫妻的财产权的类型可以分为：法定夫妻财产权、约定夫妻财产权和特有财产权。法定夫妻财产权是法律强赋予婚姻家庭当事人所享有的权能；夫妻约定财产权是法定财产权派生出的一项全能，并与法定财产权处于同等地位，其兼有法定夫妻财产权和特有财产权的内容。特有财产权是夫妻对各自的财产享有独立的全能。
四、夫妻财产权的内容
夫妻财产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不仅关系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而且关系到夫妻婚姻外的财产关系。“全面规范夫妻对财产的权利与责任，既是平衡夫妻相互关系的需要，也是减少和避免夫妻财产纠纷的必要，有利于保护涉及夫妻财产的民事交易的安全。” ②财产权括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无论中外的何种夫妻财产制都包含这些财产权内容，并确定夫妻财产对外责任的清偿及分割。对财产权的五种全能，将借助法定夫妻财产权给予阐述，现仅就贯穿于三种夫妻财产权类型的权能进行阐述。
1、所有权。夫妻对财产的所有权是夫妻为方或双方财产权的前提。涉及到所有权的始终间和方式。如在法定夫妻财产制中，夫妻对法定财产的全能开始于结婚，婚姻当事人不能以约定的方式或其他方式决定共有关系的开始。婚后，当事人可以以约定的方式或其他方式变更共有关系。
2、使用权。夫妻对财产的使用，直接体现夫或妻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对共有财产享有平等的使用权。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配偶他方的个人财产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享有使用权。如在婚姻存续期间，一方对配偶他方的房屋享有居住权（即使用权）。
3、家庭生活费的负担。婚姻家庭的生活是有夫妻共同管理的，夫妻以其个人或共同财产对家庭的开支负担。夫妻的对财产的使用和处分，关系到婚姻家庭的利益。在共同共有财产制下，先用夫妻共同财产负担，不足部分有个人财产分担。在分别财产制下，夫妻以其个人财产对家庭生活分担。在某些地区，一方婚姻当事人专门从事家庭事务，无婚后所得财产，其完成的家务劳动，视为对家庭生活费用的负担
4、对外财产债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是夫妻财产关系的内容。涉及到夫妻财产与第三人的利益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家庭债务现象较为普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家庭债务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为了保护民事交易安全和交易相对人的合法利益，而要求夫妻对共同债务负连带责任。我国现行《婚姻法》解释（二）第25条规定：“婚姻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的、裁定的、调解书已经发生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及第25条规定：“夫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夫妻个人所负债务，应有个人财产来清偿，但个人财产不足清偿时，应有共同财产来清偿。《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应当按夫妻共同财产处理。”这样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婚姻当事人利用财产制逃避责任。但用共同财产清偿后，对配偶他方所造成的损失，有损失方给予补偿。
五、法定财产制中的财产权
（一）法定财产权的历史沿革
我国古代，长期按照“男尊女卑”、“同居共财”、“夫权吸收妻权”的封建思想，有家长掌管家庭的一切事务。无所谓的夫妻平等，更无所谓的夫妻共同财产存在。尽管在太平天国时期出现夫妻对财产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承担平等的义务。它仅仅主流思想中昙花一现。但这种平等的思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中华民国政府于1930年颁布的《民法•亲属编》里规定夫妻财产制为联合财产制，妻的财产有夫管理，孳息也有夫所有。其片面维护夫权，也没有实际上的平等的夫妻财产权。
在中共苏共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婚后共同经营所得财产为共同财产，所负债务为共同债务，应有夫妻双方共同处理，离婚时平均分割。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强调男女平等，财产平等。至此我国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的夫妻财产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第10条规定：“夫妻双方对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分权。”（其把夫妻婚前个人财产归为共同财产，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决定的）1980年的婚姻法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共同共有，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但没有体现婚姻当事人对财产的自治原则。修订后的《婚姻法》体现了当事人的自治原则，此时的夫妻财产关系才比较完善。
（二）夫妻享有的财产权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法定财产制还处于主流地位，尽管现行《婚姻法》强调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平等。夫妻对财产权的行使，直接涉及到夫妻财产的民事交易安全及交易相对人的合法利益。
修订后的《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对共有财产享有所有权，并强调对财产的处分权。这是因为处分权是所有权的最高表现形式。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地17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依照这些法律规定，夫妻对法定财产享有平等的占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和处分权。
1、夫妻对共有财产享有平等的占有权。占有是指权利主体对财产的实际管领和控制的事实。对物的占有是行使其他权利的前提。占有权可以在所有人的同意下并不消灭所有权的前提下为他人占有。否则为非法占有，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有损失人赔偿。夫妻对共有财产的占有是平等的，也是夫妻行使其他权利的前提条件。如购买的家庭用品，为夫妻共有。
2、夫妻对共有财产享有平等的使用权。使用是指特定权利主体根据财产的性能和用途，在不损坏物的本身或其性质的前提下对财产加以使用。对物的使用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实现权利人的利益。其是所有权的核心权利。使用权以对的物的占有权为前提。夫妻行使使用权不受他方的阻碍或排斥。比如对夫妻共有的摩托车，双方有平等的使用权。
3、夫妻对共有财产享有的平等的管理权。对夫妻共同财产在原则上有夫妻共同管理，但在现实生活中，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由一方单独管理或双方轮流管理。这是因为婚姻当事人在管理能力、管理时间及方式和从事的职业不同。如配偶一方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一方长期在外工作等。在农村，夫妻共同财产一般有妇女管理，因为男性多长期在外务工，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管理。在一方代管共有财产时，如管理方做出不利于共同财产的，配偶他方有权要求管理方停止行为。如因管理方的故意不当管理所造成的损失，应有管理方以个人财产补偿。
4、夫妻对夫妻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收益权。收益是指对所有物的占有、使用等取得其新增利益的权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夫妻的财产愈来愈商业化，从而取得更多的财产收益。夫妻对共有财产的孳息与利润，享有平等的收益权。如夫妻将共有的房屋租赁出去，所得租金为夫妻共有。
5、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处分是指权利主体对其财产在事实上和法律上进行处理。处分权是所有权的核心和基本权利，为所有权的最高形式。其包括事实上的处分和法律上的处分。事实上的处分是对物的消灭，法律上的处分是对物所有权的转移。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处分，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消费，也存在通过交换获得利润。依据现行《婚姻法》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处分，如果是为了日常生活，任何一方都有权处分；如不是为日常生活，进行处分时，应协商一致，否则处分行为无效，由此行为损害共同财产的，损害人应以个人财产补偿，但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夫妻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应负对等的义务，即不阻碍或干扰配偶他方平等地行使占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否则，配偶他方可以侵权起诉或以其他方式要求阻碍方停止不当行为，恢复其应有的权利。
六、夫妻约定财产制下的夫妻财产权
挪用公款罪有关实务问题之我见

梁俭明


挪用公款作为一种职务犯罪，其新的犯罪形式层出不穷，有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认识不一。为正确运用法律，准确地惩治犯罪，现就实践中反映较为突出的几个问题作如下探讨。
一、如何认定法人代表的“擅自”行为
刑法理论认为，所谓挪用公款是指行为人未经合法批准而擅自将公款移作他用。这一定义，对于非单位负责人(如单位副职、各部门负责人等)将公款给他人使用的挪用公款犯罪是基本适用的，但对于单位负责人，尤其是对于那些由一人负责、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的公司、企业负责人所实施的将公款给他人使用的挪用公款犯罪并不完全适用。有人说，单位负责人对单位财物拥有相对独立的管理、经营权，其有权支配单位的财物，也就不存在 “擅自” 问题。这岂不是说，凡法人代表以法人的名义所实施的将公款移归他人使用的行为都是法人行为、职务行为，不存在挪用公款犯罪的问题？
笔者认为：一切未经有权机关合法批准的行为，都只能是一种擅自行为。这是由公款的所有权及其法定用途所决定的。法人代表只有在法律及其职责范围内活动才是代表法人意志的、有效的行为，才能称得上是法人行为。而那些违反法律规定、超越职权范围又没有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同意、没有经班子集体研究决定（在此姑且不论经班子集体研究决定的也有可能构成共犯）的行为只能是其“擅自”的个人行为。在此情况下，即使法人代表是以法人的名义实施行为的，也只能说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个人行为。实践中，判断是否法人行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第一、 行为人之行为是否具有公开性。法人行为一般是为单位其他人所知，往往具有一定程序的公开性。而个人行为一般较为隐蔽；
第二、 行为人之行为是否具有欺骗性。个人行为的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掩饰其个人意图；
第三、 行为人之行为是否具有正规合法性。法人行为一般有正规合法的手续，而个人行为则不然。
二、对使用人企业性质的界定
根据刑法的规定，只有挪用公款的使用人是“个人”的，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1998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这样，在查处挪用公款案件时，认定使用人企业的性质就成为至关重要的条件。一般情况下，判断企业性质的依据是企业的《营业执照》。因为，《营业执照》是国家授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给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经营单位取得合法经营权的凭证。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名为集体实为个体的情况客观存在，如果简单地凭营业执照来认定，容易导致审判实践中对挪用公款罪打击面过窄，无法有效地保护公款的专用权。实践中，不少企业的挂靠活动和承包活动造成了企业财产关系混乱、产权不清、界限不明，公款被挪用了给类似企业使用，它们的性质是个人还是集体呢？对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往往又由于种种原因不愿重新核定，使办案工作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对此应如何处理?有人认为，国家并未赋予检察机关改变、认定企业性质的权力，有此权力的只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检察机关认定企业实际性质就是越权行事。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不可取的，认定企业的实际所有制性质纯属法律法规的适用问题，而非什么专门的技术性鉴定工作，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发现企业性质登记有误的，即可根据实际性质认定犯罪，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定企业性质、核发营业执照的行政行为分属不同的职能范畴，不能相提并论。只有这样，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符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制原则。
鉴于企业性质问题在认定、追究犯罪时事关重大，在办案过程中我们应注意从以下几个决定企业性质的核心问题进行查证:一是从企业的投资来源、资金信用证明、验资证明或资金担保等情况中，弄清真实的投资方式；二是从主管部门或审批机关的批准情况和利润分配情况中，弄清其真实的所有制形式；三是从企业经营方式上，弄清其企业财产的真实所有权 (如系承包制、租赁制，其原所有制性质不变)。查清了这些问题，我们就能透过事物的现象来把握其本质，而不被浮云遮望眼。
行为人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时，己符合挪用公款罪对主体(国家工作人员)、客体(公共财产的使用收益权)、客观方面（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要求，实践中争议颇大的是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否明知，即行为人是否明知私有公司、私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决定了行为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如果明知，行为人主观上就有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故意，构成了挪用公款罪；反之，则不能认定行为人有挪用公款给个人使用的故意，缺乏主观方面的要件，行为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事实上，如果行为人是企业的法人代表，就理所当然有合理合法地善用企业资金的义务，基于此，也就有义务对使用人的资信情况、企业性质进行必要的调查了解。如果行为人根本不作任何调查了解，而使用人事实上就是名为集体实为私有公司、私有企业的，则不能说行为人主观上没有放任的罪过，对此也应以挪用公款罪予以追究。在办理案件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有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存在直接或间接故意的主观罪过形式，才能对行为人定罪处刑。实践中，情况很复杂，有名为集体实为个人的挂靠、租赁、承包企业，有资金雄厚、规模庞大、员工众多的私有企业，它们都不是一目了然的私有公司企业，必须查清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如：是事先明知还是事后知道；案发后重新核定使用人的企业性质，其结果与行为人事先的认知情况是否一致等等。避免出现只要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企业就对行为人定罪的客观归罪现象。但在查清行为人是事先明知的情况下，也不能由于一纸营业执照上注明使用人是“集体企业”而令我们望洋兴叹、放纵犯罪。
三、“借贷”挪用的法律责任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公款的挪用与使用多以借贷名义出现。在一些数额较大的案件中，双方往往订有 “合同”、“协议”或“借据”，甚至明确约定借用期限、利息。对以“借贷合同”形式进行的挪用行为如何定性，分歧很大。有人认为，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属民事法律调整范围，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另一种意见认为，此类“借贷”行为触犯了刑法，应构成挪用公款罪。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借贷”挪用行为具有严重的违法性。在挪用公款案件中，挪用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如：预付货款、支付定金、虚假联营……等，“借贷”只是其中一种。但无论何种形式都不能掩盖行为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目的。因为，这种“借贷”行为本身就具有严重的违法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和《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明确规定：此类违反金融法规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不得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第七十三条规定：“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供销合作社、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擅自发放贷款的；企业之间擅自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对出借方按违规收人处以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并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取缔。”国务院1998年7月13日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规定，“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三)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第五条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以“借贷”名义挪用公款的行为，其“借贷”行为违反了国家的金融法规，是一种非法的金融业务活动。
2、“借贷”挪用是一种情节较重的犯罪行为，应受刑罚处罚。因为，此类“借贷”合同属绝对无效合同，自始至终不受法律保护，只能依照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去处理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亦明确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自始至终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一百二十七条还规定“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借贷”挪用是一种禁止性行为，并为刑法所追究。最早明确禁止“借贷”挪用的法律规定见于《公司法》，该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中，首次确立了“挪用资金罪”，并将“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列为主要罪状。修订后的刑法第272条吸收了此规定，并在第二款中规定 “准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此罪状之行为的，按挪用公款罪论处。因此，“借贷”挪用不仅为公司法所禁止，也为刑法所禁止。因此，认定利用“借贷合同”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是有法律依据的。
3、“借贷”挪用行为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从挪用公款罪侵害的客体看，此罪侵害的是公款的使用权，即破坏了公款的公用性。“借贷”挪用尽管名义上有“借贷合同”，但同样侵害了公款的公用性，“借贷”改变不了将公款挪归个人使用的性质。而且其“借贷”行为本身还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是一种非法的金融业务活动，破坏了正常的金融活动秩序。因此，从侵害客体上讲，“借贷”挪用行为，比其他形式的挪用行为危害更为严重。司法实践中，应将其作为较重情节从严惩处。
四、如何看待“借贷”挪用利息归公的问题
实践中我们往往碰到这样的情形：某法人代表应朋友的要求同时也出于为本单位增加利息收入的动机，将公款“借贷”挪用给私有企业使用，双方私下签定了“借贷协议”并约定了借款期限和高于银行的利息归出借方单位所有，实际中也是按“协议”履行过，后来借款方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期还本付息。对此应如何定性？有人认为，行为人是出以公心、所收利息归公、自己没有从这中谋取私利、借款又有书面协议，故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我国刑事立法根据目的行为确定犯罪构成要件的原则。众所周知，任何行为都有目的和动机之分，犯罪行为也不例外。犯罪行为的目的是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希望产生的危害社会的结果；犯罪行为的动机则是促使行为人决意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例如，抢劫犯实施抢劫行为的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有的可能是为了给家人治病，有的则是为了赌博，等等。因而，犯罪行为在刑法理论上有目的行为和动机行为之分。目的行为是为达到犯罪目的而实施的行为，如抢劫行为；动机行为则是行为人在犯罪目的实现之后为满足其动机而进一步实施的行为，如抢劫之后用抢得的钱财进行旅游的行为。就性质而言，目的总是违法，动机则不一定违法。就行为对客体所起的作用来说，目的行为必然要侵害一定的客体，但动机行为则不一定对客体构成侵犯。因而在刑事司法中，总是根据目的行为定罪，而不是根据动机行为定罪。也正是基于此，刑事立法只能把目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动机行为则于犯罪的成立不生影响。对挪用公款罪而言，“挪用”行为显然是挪用公款罪的目的行为，这一行为的实施必然对国家、集体的公共财产占有权、使用权以及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构成侵犯。至于，其动机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如：“帮朋友”、“为本单位增收”、“为谋取私利”或兼而有之等等，都不影响本罪的构成。当然，动机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可能没有任何影响，但它仅仅是一种量的影响作用，而不是质的决定作用。
五、限定现行《刑法》272条第1款中“借贷”的意义范围
2000年7月27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为《批复》）中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本人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或者挪用人以个人名义将所挪用的资金借给其他自然人和单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对这《批复》的应如何理解？实践中有人产生出这样一种误解：好像一提到“借贷”就必须是挪用人以个人名义将资金“借贷”给其他自然人和单位才构成犯罪，而那些以本单位的名义将资金“借贷”给其他自然人和单位的就不构成犯罪了。因而，见行为人和使用人双方以各自法人名义签有“借贷合同”就轻易地下一个“属民间借贷，不属刑法调整范围”的结论。导致这种误解的原因是未能正确把握“借贷”的法律含义。
根据１９９１年７月２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条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 1996年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 1999年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等法律规定的精神，概括起来笔者认为：借贷有两种，一种是金融借贷、另一种是民间借贷，而只有出借人一方是个人、借款人一方可以是法人或个人，双方意思表示真实的民间借贷才是合法有效的。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中的“借贷”的意义应限定在合法有效的范围之内，应是符合法律特征的“借贷”，并非指违法无效的、广义上任意解释的所谓“借贷”。因而，专门在《批复》中就相应地表述为“以个人名义借给……”。而对于那些行为人和使用人双方以各自法人名义签有“借贷合同”的案件，其所谓“借贷合同”只不过是当事人双方之间的一个记数依据，只符合民间的表述习惯，不能说明有法律意义上的“借贷”关系存在，我们不能因行为人和使用人说是借贷就是借贷，忽视了行为的实质而看不到这本身也是挪用公款的一种手段。我承认《批复》中表述的“挪用人以个人名义将所挪用的资金借给其他自然人和单位”的行为固然是一种构成犯罪的行为，但这规定并没有涵盖“以借贷之名行挪用之实”这种情况，并没有穷尽所有挪用犯罪的表现形式。在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情形是，行为人作为单位的领导、负责人要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只要吩咐财务人员将款项从本单位账户上直接划到使用人的账户上便可以达到其挪用的目的，而无需以其个人名义借给使用人，这样的操作更具有隐蔽性，容易使财务人员不明真相而服从其指令行事，不会提出异议和疑问。从另一角度来说，这更能反映出行为人利用了职务之便的事实，行为人这样滥用职权、瞒天过海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挪用目的，有着更大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更应受到刑罚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