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部


机械工业档案工作管理规定
1994年4月20日，机械部

第—章 总 则
第—条 为了加强机械工业档案工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充分发挥档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 《机关档案工作条例》、《国营企业档案管理暂行规定》， 结合机构工业档案工作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机械工业档案，是指在科研、生产、基建、经营、 教育等项工作活动中直接形成具有保存和利用价值的， 并按归档要求整理归档的不同载体的分部文件材料。
第三条 机械工业档案是机械工业各项工作活动的真实记录和历史凭证。各单位应坚持集中统一管理档案的基本原则， 使各类档案达到完整、准确、系统、安全和有效利用的要求。
第四条 机械工业档案工作是机械工业各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机械工业基础管理工作之一，是提高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各单位应把档案工作纳入本单位领导工作的议事日程， 纳入各项工作程序和科研、生产、基建、经营、教育等工作计划， 纳入有关人员的职责范围，并纳入经济责任制进行考核。

第二章 体制、机构和任务
第五条 机械工业档案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 机械工业部和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机械工业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适应工作需要的档案工作机构，以加强档案工作。
第六条 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的机械工业主管部门和国家计划单列机械企业集团公司，是本地区、 本部门和本企业集团公司所属企、事业单位的归口管理部门，对其所属企、 事业单位的档案工作实行直接领导和管理。
第七条 机械工业部对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的机械工业档案工作实行行业管理。其主要任务是：
（一）贯彻和组织实施党和国家有关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 研究制定并组织实施机械工业档案事业发展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组织制定机械工业档案工作法规、标准，并组织实施。
（三）做好调查研究和组织协调工作，加强机械工业的档案保护、 现代化管理技术研究的业务指导、监督与检查。
（四）负责机械工业档案教育和在职档案干部的培训工作， 不断提高档案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
（五）负责对部档案馆进行业务指导工作。
（六）负责组织档案科学技术进步奖的申报和评审工作。
（七）协助人事干部部门， 组织档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工作。
对部属企、事业单位的档案工作实行直接管理。
第八条 各企、 事业单位和国家计划单列机械企业集团公司是形成和利用档案的主体，是搞好档案工作的关键，应适应综合管理的要求， 实现一个单位各种门类、各种载体档案的集中统一管理。有条件的大、 中型企业、事业单位应设置独立的档案管理机构。其主要任务是：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及上级主管部门有关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制订本单位的有关管理制度和实施细则。
（二）加强档案管理的业务建设， 逐步实现档案管理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化。
（三）认真搞好档案编研工作，大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 积极主动提供利用，更好地为各项工作服务。
（四）搞好横向联系、加强档案工作的交流和协作。
（五）负责向有关专业档案馆移交应进馆的档案。
（六）有计划地培训档案干部，不断提高档案干部队伍的业务素质。
第九条 机械工业档案工作接受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 检查和指导。各单位的档案工作，应由厂长或副厂长（院长、所长、 经理）或总工程师直接领导，在业务上同时受所在地区档案局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第三章 档案干部
第十条 各单位要配备适应工作需要的具有中专（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和业务素质较高的档案干部，同时， 还要配备一定数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充实档案队伍。档案干部要保持相对稳定。
第十—条 档案干部要努力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熟悉本单位科研、生产、基建、经营、 教育等工作程序和公文处理工作程序，掌握各门类档案的特点，能胜任本职工作，完成领导文给的档案工作任务。
第十二条 各单位要加强对档案干部的教育、培训和考核， 按国家有关规定，根据本人的业务能力和工作实绩， 配合人事干部部门做好评职、调资、晋升工作。对档案工作做出成绩， 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者，应按国档发〔1987〕5号文《国家挡案局科学技术进步奖试行办法》给予表扬和嘉奖。对于工作不负责任，违反档案工作法规， 造成国家财产损失者，应给予行政处罚，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四章 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和归档
第十三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文件材料的归档制度，确保科研、 生产、基建、经营、教育等每项任务完成后，均有完整、准确、 系统的文件材料归档保存。
第十四条 各单位必须将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 整理和归档工作纳入各项工作计划和管理工作程序之中，实行“四同步”管理。即布置、 检查、总结、验收各项工作时，要同时布置、检查、总结、验收档案工作。
第十五条 凡属应当归档的文件材料是国家的公有财产， 是维护本单经济利益、合法权益和历史真实面貌的重要依据，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将公务活动中形成的档案材料据为己有。各单位工作人员因公出国学刁、 考察和参加专业技术会议所获得的文件材料，要按规定及时向档案部门归档，未经档案部门签字，财务部门不予报销差旅费。
第十六条 实行由文件材料形成或文书处理部门立卷归档的制度。 科研、生产、基建、经营、教育或其它工作任务等在完成或告一段落后， 由承办单位负责人责成有关人员按照归档的要求， 将所形成的文件材料进行系统整理，组成保管单位，注明密级，填写保管期限， 经项目负责人审查签署后，送交档案部门归档。
第十七条 各单位在每项科研成果、产品定型、 基建工程竣工及其它技术项目鉴定验收时，必须有档案部门人员参加， 对应归档的文件材料进行审查验收，签署意见。没有完整、准确、系统的文件材料不予鉴定验收，不得申报成果。
第十八条 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是：本单位在科研、生产、基建、 经营、 教育和各项工作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和利用价值的各种载体的文件材料（含缩微胶灯、照片、录音、录像和计算机盘片等）。
第十九条 归档的文件材料，应质地优良，格式统一，手稿字迹工整，图像清晰，签字手续完备，装订整齐，符合规范和标准等要求。
第二十条 归档时间和份数
（一）科技文件材料，一般归档一份， 对重要的和使用频繁的文件材料，应适当增加副本。对于周期较长的项目，可以按阶段分批归档， 周期短的项目可在科技文件材料全部形成后一次归档。
（二）党政工团等各类管理文件材料，应按年度归档， 一般应在第二年6月底前或在协议时间内归档。
（三）凡几个单位合作的项目， 由主办单位立卷并保存一套完整的档案。协作单位除把所形成的文件材料归档外， 还应复制一套副本交主办单位保存。

第五章 档案的管理
第二十—条 各单位的各种载体档案由档案部门集中统一管理。 大、中型企、事业或驻地分散的单位，亦可设立档案分室， 但必须配备专人，实行统一管理，分级保管。
第二十二条 各单位要搞好档案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 认真做好档案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提高档案的科学管理和现代化管理水平。 各大、中型企事业单位要逐步实现技术图纸的缩微化管理。
第二十三条 各单位档案的分类方法， 要根据国家和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分类。其分类、排列和编号， 必须遵循便于保管和利用的原则。档案的一般分类方法是：科研档案按课题分； 产品档案按型号或种类分；设备仪器档案按型号或种类分；基建档案按工程项目分； 党群工作档案、行政管理档案、经营管理档案、生产技术管理档案， 一般按问题或组织机构分；会计档案按文件形式（名称）分；干部（职工）工人档案，按干部、工人分；声像照片档案，按档案载体形状分。
第二十四条 各单位必须建立健全技术文件更改制度。 严格履行批准手续，凡手续不全，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在技术文件上改动。 设计文件的更改应按约有关设计文件的更改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各单位要根据国家和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编制档案保管期限表。档案的保管期限分为永久、长期、短期三种。 凡是反映本单位主要职能活动和基本历史面貌的，具有长久保存利用价值的， 应永久保存。凡是在一定时期内本单位进行工作总结、经验交流等需要查考利用的， 应酌情列为长期或短期保存。凡介于两种保管期限之间的，一律从长保存。
第二十六条 各单位要定期进行档案的密级审查和价值鉴定。 鉴定工作应在本单位主管档案工作负责人的领导下，由科技、保密、 档案和有关部门组成鉴定委员会（或小组）进行。对经鉴定确定销毁的档案， 必须造具清册，提出销毁报告，经本单位领导批准，由两人以上在指定地点监销。
第二十七条 各单位应建立健全档案工作的统计制度，对档案的收进、移出、保管、利用、鉴定和利用效果等定期进行统计， 并向上级主管机关报送。
第二十八条 档案部门应定期检查档案保管情况， 发现破损或变质的档案应及时修复或复制，最大限度地延长档案的寿命。 如遇有特殊情况应及时处理，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九条 单位撤销或变动时，各类档案要妥善保管， 经主管机关批准后，向接收单位移交。工作人员变动工作时， 必须将属于归档范围的文件材料，全部上交，不得私自带走。
第三十条 凡引进的技术项目和技术文件，中外合资经营项目的档案，档案部门人员应参加开箱验收，并负责接收和保管。

第六章 档案的开发利用
第三十—条 各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规定， 积极创造条件，向本单位开放档案信息，最大限度地满足利用者的需要。
第三十二条 各单位应编制必要的检索工具， 搞好档案信息的二次加工，面向领导、科技人员，面向经济建设，为改善经营管理， 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和增加经济效益服务。
第三十三条 各单位档案部门要加强档案的咨询工作，主动开展服务，充分发挥档案的作用。
第三十四条 各单位档案部门应积极参加档案工作的各项活动， 交流档案信息，实现资源共享。

第七章 库房、设备和经费
第三十五条 保存档案必须有专用库房， 档案库房技术管理应符合国家档案局颁发的《档案库房技术管理暂行规定》的要求。 库房内严禁堆放杂物。要做到办公室、库房和阅览三分开。新建、 扩建单位应同时建设符合国家《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要求的库房设施。 声像档案库房应有良好的卫生条件和防火、防光、防尘、防磁、防潮、防盗、防高温、 防有害生物和防污染等安全措施。温度应保持在18～24℃之间，相对湿度应为40 ％～60％，要避开30奥斯特以上的磁场。
第三十六条 为了确保档案的安全，档案部门应配有去湿、吸尘、 空调、防护等必要的设备和装具。根据档案现代化管理的需要， 配置必要的贮存、复制设备，并逐步实现档案的缩微化和计算机管理。
第三十七条 档案工作所需经费，企业单位要按照财政部、 国家档案局财企字（1980）第629号文《关于企业档案库房建设和购置设备所需费用如何列支的规定》执行。 科研单位从事业费或每年科研经费总额中拔出一定的数额作为档案工作的经费。一般行政事斗单位要按照国家档案局国档发（1987）第1号《关于印发财政部《国家预算收支科目》中列入一般行政事业单位档案设备购置费的通知》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由机械工业部办公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无论是否已经明确意识到，我们在事实上已经进入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危机、食品安全等等与现代技术相伴的风险不断发展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以来，风险防范上升为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如何以法律手段防控各类风险也由此成为摆在各国立法者、法学研究者和法律实务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从规范法学角度研究风险规制的相关讨论，主要关注停留在法律技术层面。在这个层面展开的研究当然有其重要意义；却存在视域盲点，即对风险规制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欠缺整体把握与宏观视野，无法充分理解风险防范作为目的和任务进入行政法规范体系这一转变本身的重大意义。这种视域盲点使得一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具体“对策”很容易落入顾此失彼的陷阱或左右为难的困局， [1]在尝试“就事论事”地应对风险之时，忘记了行政法规范体系的独特功能及相应的制度技术局限；在最糟糕的情形下，甚至可能完全忽略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之间的内在紧张，行走于自相矛盾的险地而浑不自觉。

　　鉴于此，本文试图超越既有的技术性争议，审视防范风险的规制目标进入行政法体系这一重大转变本身，揭示出风险预防原则种种适用问题其实折射了风险社会背景下传统行政法治理念所遭遇的挑战，以此探求妥善处理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理念的紧张关系的制度技术，并探索行政法进一步更新的可能。

　　一、风险规制作为政府任务的兴起

　　风险始终与人类生活相伴。可以合理地想象，我们远古祖先曾在丛林或原野里穿行，戒备着可能出现的狂风暴雨或虎豹豺狼，或者像现代人一样担心着干旱、洪涝、疾病流行等。然而，研究表明， [2]无论是古代罗马还是传统中国， “传统文化中并没有风险概念，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这个概念”， [3]古人用“运气、命运、天意或神意”之类语词表达现代人所谓的“风险”——人类并不自以为可以掌控“命运”，但自以为可以管理“风险”。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概念是现代社会所特有概念，它与现代社会中人类试图掌控未来的态度及相应实践的意外后果相关。因此，当我们在古罗马法上找不到风险防范的原则和规则时，不应当觉得奇怪。——事实上，风险预防原则直到最近二十余年才在政府规制领域引起广泛关注。

　　尽管有研究者将风险预防原则 [4]的雏形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德国环境法上的“风险预防”（Vorsorgeprinzip）要求， [5]但毫无疑问的是，风险预防原则之引人瞩目，是因其近年来在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协定、公约、宣言和决议中迅猛发展。 [6]研究表明，“1990年以后通过的所有关于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律文件几乎都规定了”风险预防原则， [7] 以至于有学者声称风险预防原则具有“国际习惯法”的地位。 [8]实际上，风险预防原则的运用既不限于环境风险防范领域也不限于国际法层面，而是同时广泛地影响许多国家的国内立法及司法实践，并波及食品卫生、职业安全等环境保护以外的风险防范领域。 [9]有许多国家的判例或立法并不直接使用“风险预防原则”这一术语，却同样体现了风险防范的基本精神。如美国铅业协会诉环保署一案 [10]的判决宣称“环保署必须等到能够结论性地证明特定影响对健康有害才能采取行动，这种观点与法律的预防导向不符。……管理者做出必要决定时，国会允许其出于谨慎的目的而犯错。”再如，我国2009年颁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第21条规定，“依据现有知识水平和技术条件，对规划实施可能产生的不良环境影响的程度或者范围不能做出科学判断的”，审查小组应当提出不予通过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意见。这应该是我国第一次在国内立法中运用风险预防原则， [11]——但这一“零的突破”似乎并未引起我国理论界、实务界以及一般大众多少关注。 [12]

　　以公法的视角看来，实证化的风险预防原则，其内容的实质是一种授权，即立法者授权政府在国民面临不确定的威胁时，不顾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而采取保护国民的行动。这种立法授权之所以可能，最直接的作用因素是现代社会对风险的认知将风险与人类的决策和行动相联系。 [13]在工业化以前的时代，当安全受到来自自然的威胁时，人们会将之归于“天意”或“命运”；到了现代，同样面临来自自然的威胁，人们却更可能将之标记为“自然的报复”，并“向做出风险决策的专家组织、经济集团或政治派别倾泻其满腔怒气，并且有可能从政治和法律层面对其提出指控和弹劾”。 [14]

　　这种立法授权之所以可能，同时还是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和意识，作为反思现代性的表现之一，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强化了风险管理的需要。公众——不同于专家——对风险的认知和意识，通常源于直觉和印象，往往是有偏见甚至可以说是盲目的。但在民主社会中，政府面临强烈的政治压力去回应民众的需求，“当人们恐慌时，政府很可能要应取应对措施，即使公众的恐慌毫无根据”。 [15]第二，这也与现代国家作用不断扩张、政府角色重新定位有关。自由国家取代专制国家之初，经典的政府形象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国家的任务在于保障市民社会的自治和自由发展，国家行政应限于消极维护外部安全和内部秩序，不能采取积极的社会塑造方式；但福利-规制国家兴起之后，政府角色很快从“夜警”蜕变为“从摇篮到坟墓”无不插手的包办“家长”；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公共行政改革运动虽然主要趋势是缩减政府规模，但整体而言并未削减政府在基本生存保障和福利行政等方面的责任。 [16]总体而言，相比十九世纪消极角色，当代国家仍是“管制国家”，当代政府仍是“较大的”政府。如此，当科学技术不确定性的风险暴露出来时，采取预防措施以保障国民安全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政府的肩上。第三，面临威胁时寄望于政府干预，也与二十世纪以来，整个法律世界中人的形象的变化有关。在自由法治体系中，个人被假定为具有理性和自由意志的、“强而智的”的行动主体；而随着工业化发展的消极后果不断呈现，前述能够自主行动并为自己行为后果负全部责任的、抽象的人的形象受到了批判，法律对现实的、具体的个人关注不断增加，承认了“弱而愚”的人的存在。 [17]个人这种弱势形象的确立，使其在受到威胁时向公共权力掌握者求助更具正当性了。

　　人们很久以来就坚信，卫护国民安全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即使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的古代社会，酋长也负有对外抵抗入侵对内维持稳定以保卫国民安全的职责。现代国家出现之后，以排除对国民生命、健康和财产威胁为基本内容的秩序行政，始终是政府职能的坚硬内核。但是，在公法学人眼中，现代法治国家中的行政与前现代国家中的行政相比，一个重要区别是：现代法治国家中的行政，必须服从法律的约束。现代国家中各类行政中，与强制命令手段关联最为密切的秩序行政，恰是受行政法律约束最严密的部分。就此而言，实证法上确认风险预防原则只是提出了、而远未解决政府风险规制活动的合法性问题。

　　二、风险规制对行政法治理念的挑战

　　社会政治经济现实不断发生沧海桑田的变化，行政法实践也在不断随之调整，但是，还是有一些基本观念被行政法理论和实践固执地坚守下来了；——尽管这种固守有时被指为应当为行政法“不再能恰当应付现实挑战”负责。 [18]——作为这种固守的结果，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直到当代，我们还可以看到十九世纪行政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成形时所立基的一些基本观念。行政法治就属于这类被证明具有历时生命力的基本观念。

　　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说，数量巨大、范围广泛、内容繁杂的行政法规范就是在行政法治原则的统率下成为体系的。虽然，大陆法系行政法更多强调以行政法为工具来保障行政权的有效行使以实现行政目标；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则更多强调以行政法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 [19]但是，从行政应当服从法律这一行政法治的基本要求来说，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并无分别。

　　但是，实践表明，有效的风险规制活动，对这一传统的行政法治理念已经构成了严峻挑战。

　　（一）风险规制中的裁量问题

　　传统行政中预防危害的行政措施，针对的是依据过去经验以及既定知识可以预测到的、即将发生的危险，人们知道该种危险的来源、知道该种危险有限的破坏程度和范围，也知道何种措施可以有效地控制该种危险——或者在未能控制时，也知道何种途径和方法可以给予救济。立法者在授权时即可依此种相对确定的预测提前做出安排。但是，这种确定性在当代风险社会中不再存在。风险预防原则中要求的预防措施，针对的是因果关系不明确、时间距离通常极其遥远、破坏范围和程度不可预测、很可能根本无法补救的威胁；立法者根本不可能在授权时预先确定防范措施的适用条件，甚至不能预先确定行政机关可能需要采取哪些防范措施。

　　正是这种现实困难迫使立法者只能在不明确适用条件的情况下授权规制机关采取措施防范风险。而这就意味着，立法者授权规制机关在不确定性面前做出自己的预测和判断，在未来不确定性的范围之内，规制机关的任何预测和判断都至少在形式上都是合法的。这样，即使不考虑规制机关恶意滥用裁量权的可能性，我们也可能仅仅由于现代社会中风险无处不在这一简单事实就落入如下悲惨境地：以防范风险为由，我们传统上拥有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处处都有可能被“合法的”风险防范措施所限制和剥夺！

　　更进一步说，在这种情况下，“法无禁止则自由”的指示将不再有效，个人既无法从现有的立法规定来判断自己所拥有的合法权利，也无法通过预知风险防范机关会做出何种禁止性决定来判断自己可以自由行动的空间。如果我们还记得法治主义要求行政服从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话，就无法否认，风险防范这一特殊难题已经危及行政法治理念的根基。

　　（二）风险规制中的举证责任问题

　　行政法治理念要求行政机关为自己做出的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举证范围包括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也包括其事实根据。 [20]具体到宽泛授权的规制领域，传统行政法治理念的要求是：行政机关应当在确有证据表明危险存在或将要发生时方可采取排除或防止危险措施。

　　但是，如前所述，风险防范针对的并非正在发生或虽未发生但可预测的传统危险，而是可能的、但在当前仍属潜在的危害。在危害仍属潜在可能或当前科学研究尚不能充分了解相关因果关系的情况下，要求行政机关证明危害存在或必将发生，明显属于不可能的任务。如果严格遵循法治主义的传统要求，行政机关必须等待科学研究揭示确定的因果关系或危害实际地由潜在可能变成现实，才可采取措施。这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取消了对风险的防范。

　　针对此一困难，本着“安全胜过后悔（better safe than sorry）”的精神，各种版本的风险预防原则都普遍地减轻了规制机关的举证责任：从危害被证明之前不得限制特定活动的进行，转向危害未得到充分证明之前亦可限制特定活动的进行。《温斯布莱德声明》 [21]甚至宣称举证责任应转由从事可能引发危险的活动的一方来证明。

　　在这里，不仅风险预防原则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争论激烈，而且支持者之间也存在着重大分歧。对此，英国行政法学者Fisher极富洞察力地指出，举证责任本身能否适用于风险预防领域是有疑问的。因为风险预防领域，待证明的事实并非已经发生的因而确定的事实，而是对未来的预测。在这样的领域，所谓举证责任无论分配给谁，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22]具体的而言，这样的举证责任，若是分配给被规制者，结果必定是个人全面丧失活动的自由，因为任何人都不能预知某项活动对未来的全部影响，因而无法证明自己想要从事的活动是绝对安全的；若是分配给规制机关，结果必定是“规制瘫痪” [23]，因为政府任何面向未来不确定性的风险防范活动都不可能得到如此强度的辩护。

　　对于一些风险预防原则的支持者而言，似乎通过避免极端的立场，即反对举证责任转移而主张“举证责任减轻”，就可以安全地转入到技术性问题：如行政机关所负证明责任的范围多大为宜、证明标准应达到什么程度、司法审查中法院应在多大程度上尊重行政机关依据不充分证据所作事实判断等等。然而，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的紧张并不因此种策略性转移而消失。无论研究者如何具体划分证明责任的不同范围和不同证明标准，都不能改变未来不可预测的特性。而风险预防允许行政机关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预测而采取行动， [24]相对于对行政行为应当具有事实基础这一行政法治观念而言，本身就是颠覆性的转变。

　　更进一步说，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即使假定风险防范机关工作人员忠实地履行了其法定的举证责任，其依据有证据支持的预测判断所采取的措施，也始终存在“犯错”的可能性。这种错误即包括了“过度规制”也包括了“规制不足”。 [25]前者是因为在预测中将风险估计得比后来实际表明的要大，因而采取的防范措施过多地限制了人们的行动自由；而后者是因为在预测中将风险估计得比实际表明的要小，因而采取的防范措施未能有效防止危险的发生。无论事实上发生的“错误”是这两种类型中的哪一种，虽然在立法已经授予的行政裁量权范围内都是形式上合法的，但并不符合行政活动应当符合理性或合乎比例等实质意义上的合法性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错误”并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可指责性”。因为它并非源于恶意或疏忽的过错。从根本上说，它源于与风险相伴的“无知”。 [26]这种“无知”，在理论上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无知的实质是信息不对称，即特定个人并不拥有且无法获得某些别人所拥有的知识或信息。理论上有一些方法，比如交流和学习，能够克服此种无知；真实生活中则往往因成本太高而实际上不能克服。另一类无知，是人类对超出既定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之外的事物的无知。这种无知不同于信息不对称，改变这种无知所需要的信息当前根本还不存在，因而这种无知是不能通过交流和学习来克服的。例如，现阶段对于电磁辐射的危害大小及影响范围的无知、对转基因食品是否会有危害的无知、对特定物种消失的后果的无知、对长江洪水和云南大旱是否有人为原因的无知等等。当然，这种无知总是就“当下”而言的无知；当科学技术和知识的增长消除了特定的无知，也就等于从源头消除了特定的不确定性以及相应的风险。只是，已知的范围之外，永远还是无知。与一些主张用成本-收益衡量代替风险预防原则的建议者 [27]所以为的不同，在“无知”的投射范围之内，根本不可能进行成本-收益的衡量，——事实上，在这种“无知”的范围内，任何严格意义上合乎“科学理性”的行动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