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


关于外商参与打捞中国沿海水域沉船沉物管理办法

（1992年7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02号发布）

第一条 为加强对外商参与打捞中国沿海水域沉船沉物活动的管理，保障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外商参与打捞中国沿海水域具有商业价值的沉船沉物活动。
沉船沉物的所有人自行打捞或者聘请打捞机构打捞其在中国沿海水域的沉船沉物，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定义：
（一）外商，是指外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
（二）沿海水域，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海、领海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
（三）沉船沉物，是指沉没于中国沿海水域水面以下或者淤埋海底泥面以下的各类船舶和器物，包括沉船沉物的主体及其设备、所载的全部货物或者其他物品。
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沉没舰船和武器装备及被确认为文物的沉船沉物不在外商参与打捞的对象之列。
（四）打捞作业，是指根据共同打捞合同或者中外合作打捞企业合同，对沉船沉物进行的各种施工活动，包括扫测探摸、实施打捞及相关的活动。
（五）打捞作业者，是指具体实施打捞作业的单位或者个人。
第四条 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参与打捞中国沿海水域沉船沉物的中外双方（以下简称参与打捞的中外双方）的应得收益和其他合法权益。
参与打捞的中外双方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接受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管理与监督。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主管有关外商参与打捞中国沿海水域沉船沉物的事宜。
第六条 外商参与打捞中国沿海水域沉船沉物，可以采取下列方式：
（一）与中方打捞人签订共同打捞合同，依照合同规定的双方权利和义务，实施打捞活动；
（二）与中方打捞人成立中外合作打捞企业，实施打捞活动。
第七条 中方打捞人为具有实施打捞作业资格的专业打捞机构，其资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按照国家规定的专业打捞机构的条件予以审定。
第八条 共同打捞合同和中外合作打捞企业合同必须有明确的打捞标的。参与打捞的中外双方在打捞过程中发现的不属于合同标的其他沉船沉物，不得擅自实施打捞。
第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负责统一组织与外商洽淡打捞中国沿海水域沉船沉物的事宜，确立打捞项目，并组织中方打捞人与外商依法签订共同打捞合同或者中外合作打捞企业合同。
第十条 外商与中方打捞人签订的共同打捞合同，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并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批准。
外商与中方打捞人组成中外合作打捞企业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规定履行有关审批、登记手续。
第十一条 共同打捞合同和中外合作打捞企业合同报送审查批准机关审批时，必须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机构（以下简称港务监督）对打捞作业实施方案核准的有关文件；涉及渔港水域的，应当提交渔政渔港监督机关的有关核准文件；涉及海上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应当提交军事主管部门的有关核准文件。
审查批准机关应当自接到上述合同审批申请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
第十二条 共同打捞合同批准后，外商应当自接到批准证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营业登记，领取营业证；并应当在领取营业证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当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外商参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海或者领海内打捞沉船沉物，应当承担打捞作业期间的全部费用和经济风险。中方打捞人负责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办理必要的手续及打捞作业期间的监护。
外商参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海、领海外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打捞沉船沉物，应当承担扫测深摸阶段的全部费用和经济风险。需要打捞的，由中外双方按照合同规定实施打捞。
第十四条 外商为履行共同打捞合同所需船舶、设备及劳务，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向中方打捞人租用和雇佣。
第十五条 外商参与打捞中国沿海水域沉船沉物的捞获物（以下简称捞获物）应当按照下列方式处理：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海或者领海内捞获的沉船沉物，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外商根据共同打捞合同或者中外合作打捞企业合同的规定，从捞获物或者其折价中取得收益；
中方打捞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或者中外合作打捞企业合同的规定从捞获物或者其折价中取得收益。
（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海、领海外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捞获的沉船沉物，由参与打捞的中外双方按照合同规定的比例对捞获物或者其折价进行分成。
（三）捞获物中夹带有文物或者在打捞作业活动中发现文物的，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处理，并给有关人员适当的奖励。
第十六条 外商依法取得的捞获物可以按照国际市场价格由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收购或者由外商依法纳税并办理海关手续后运往国外。
外商所得外汇收入或者其他收益，可以在纳税后依法汇往国外。
第十七条 打捞作业者在实施打捞作业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申请发布航行警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应当将打捞作业的起止时间、地理位置等情况通报国家海洋局等有关部门。
打捞作业者实施打捞作业时，必须在港务监督核准的作业区域内进行，并按照港务监督的要求报告有关活动情况。实施打捞作业不得使用危害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底设施、海上军事设施和其他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方法。
第十八条 实施打捞作业应当自始至终有参与打捞的中外双方的有关人员参加，双方共同负责捞获物的登记和保管工作。
第十九条 所有捞获物应当在中国政府主管部门指定的地点接受有关部门的检查。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打捞中国沿海水域沉船沉物的，港务监督有权责令其停止打捞作业，并可给予警告、罚款的处罚，其中已给国家和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罚款数额按照国家有关海上交通管理处罚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香港、澳门、台湾的企业、个人及其他经济组织参与打捞中国沿海水域的沉船沉物，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研读十八大报告，一股新风扑面而来。作为一名职业法律人，最大的感受就是有关法治的论述呈现出诸多新思维、新观点、新提法。譬如：“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以上所举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在中国的改革发展的方向路径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尊崇和实行法治，未来中国在治国理政上将会更加重视法治的作用，当下中国正在处于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递进和跃升过程中。


这个法治体系包含的基本内容：一是党要依法执政；二是立法机关要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三是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四是司法机关要公正司法；五是全社会要增强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从法律体系的形成到法治体系的构建，是一个从静态到动态、从初级到高级、从外在到内在的过程，法治国家的真正标志，不在于具备了一套基本的法律体系，而在于整个国家和社会概莫能外地依照法律进行治理和管理，全体公民自觉自愿地接受法律的规制和约束。


这也许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充满希望、催人奋进的过程。而司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一、要更好地发挥司法对完善立法的促进作用。尽管我们用较短的时间构建了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但立法上的疏漏和缺陷依然存在。更何况，从立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而言，立法永远都滞后于快速发展的社会进程。柏拉图也说过，“所有人类事务无休止的变化，使得无论什么艺术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制定出可以绝对适用所有问题的规则。”况且，再多再细的法律也无法对社会生活进行完全的涵盖，无法对千变万化的人类行为和社会活动给予精确而又周全的规定，所以指望通过立法，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事无巨细地概括无余、包罗万象既不现实，更不可能。这就要求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要进一步树立公正司法理念，适时制定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细化国家立法的规定，使得法律的实施更为准确，更贴近社会生活。要加强案例指导工作，用成熟的案例弥补立法的疏漏和不足，以解决审判实务之需。要注意从司法的角度检视立法，发现并提出法律修改、完善、废止的建议。


二、要更好地发挥司法对依法行政的促进作用。政府依法行政是法治的重要环节。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法律的80%是由行政机关负责实施的。相对于立法和司法而言，行政的权力体系比较庞大，涉及领域非常广阔，社会联系最为密切，自由裁量权也相对较大。法治国家也好，法治社会也罢，基础是有没有建立法治政府。百分之八十的法律是不是得到严格执行、公正执行、有效执行，决定着是否在真正意义上建立了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因此，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在推进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而对行政权的各种监督中，司法的监督是一种外部的、刚性的并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督，尤其是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更为司法监督行政，避免行政权的扩张和滥用，促进行政机关严格依法行政，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为更好地发挥行政诉讼的控权和规制作用，我们应该适度扩展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以更大范围地保护公民、法人和有关组织的合法权益；在注重协调的同时，更多地运用判决方式化解纠纷，以发挥行政审判“校正正义”的实质性作用；进一步加大行政执行力度，以更加充分地体现司法监督的“刚性”。


三、要更好地发挥司法对社会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国家的治理实际上是由多个层面所构成的，最基本的包括政府管理、社会管理和人的自我管理。与成熟的政府管理相比较，社会管理是一个薄弱环节，表现为面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社会利益的深刻调整，社会诉求的不断高涨，我们的管理理念、管理手段、管理方式明显陈旧滞后，甚至不合时宜。也正因为社会管理的欠缺，才催生了社会管理创新这一时代命题。被动的司法理念强调司法的被动、中立特质，法院无须主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国家建设则需要法院积极地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今后一段时期，我们要围绕法治国家的建设目标，更加自觉地延伸审判职能，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增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主动性；通过强化公正司法，增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实效性；通过强化司法调研，增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前瞻性；通过强化司法建议，增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针对性。


四、要更好地发挥司法对法治意识养成的促进作用。法治意识是法治的先决条件。作为传统人治和法治后发国家，实行法治，首要的是要唤醒社会的法治意识，增强社会的法治理念，弘扬社会的法治精神。党的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的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建设法治国家，造就一批精通法律的职业法律人群体固然重要，但若缺少公民的法治心理、社会的法治氛围，那也是曲高和寡，杯水车薪，难达法治社会的理想状态。因此，培育社会的法治信仰，增强人们的法律情感，培养尽可能多的法治公民，是法治国家的基础前提。司法在这方面应有作为，大有可为。我们裁判的每一起案件，只要真正做到了依法公正高效，做到了实体正义、程序正义，就让当事人接受了一次法律的教育和洗礼，也就培养了数个甚至一批法治公民。扩而言之，假若我们常态化地开展了庭审直播、巡回审判、文书上网、以案说法式的宣传教育，以及充分发扬司法民主，加强人民陪审工作，等等，实际上直接或间接地教育和影响了一大批社会群体，也就浸润和培养了一大群潜在的法治公民。这方面司法的作用不可小视和低估。


（作者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