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信贷计划管理办法
中国农业银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中国人民银行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完善内部约束机制，自觉控制贷款规模，提高全行的资金营运效益，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管理的通知》和《中国农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办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信贷计划管理，系指中国人民银行取消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后，中国农业银行作为一级法人对各分行贷款规模进行控制的方法和手段。其主要内容为取消对各分行年度贷款增量的指令性管理，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指导下，实行存贷款比例管理。

第三条 中国农业银行信贷计划管理总的原则是：比例控制、适时调节、分类指导、综合平衡。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各直属分行。

第二章 年度存贷款增量比例的核定
第五条 为改善中国农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扭转超负荷经营现状，从1998年起的三年时间内，全行存贷款增量比例应从紧控制，力争到2000年底全行的存贷款余额比例达到75%的法定比例。
第六条 总行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根据资金来源制约资金运用、存款制约贷款的原则，在控制风险、提高效益的前提下，确定全行和各分行的存贷款增量比例。
第七条 总行取消对各分行的贷款限额控制，实行以存贷款余额比例为目标、存贷款增量比例为手段的管理方式，调控各分行全年贷款投放总量。
第八条 总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下达的指导性贷款计划，提出各分行当年存款增量及年末存贷款余额比例指导性计划，并核定各分行全年存贷款增量比例。各分行根据自身存款增量的多少，在核定的存贷款增量比例之内自主掌握全年的贷款投放量，未经总行批准，不得突破比例。
第九条 总行核定各分行存贷款增量比例的方法是：
(一)基数比例。基数比例即为总行根据当年经济金融形势、全年业务经营计划而确定的、满足各分行最基本的贷款投放需要的存贷款增量比例，各分行的基数比例相同。
(二)效益比例。效益比例即为贯彻效益优先原则、根据各分行综合贷款收息率和不良资产比例高低进行分配的存贷款增量比例。
(三)年初下达比例，即为基数比例和效益比例之和。
第十条 为保证农业大省和中西部地区贷款的适度增长，总行在核定存贷款增量比例时，对有关行予以适当照顾；对经营效益好、资产质量高、有良好发展前景但目前资金来源较少的分行，可适当提高存贷款增量比例，不受第九条规定约束。
第十一条 为体现国家产业信贷政策，总行在核定各分行存贷比例的同时，还下达分项贷款指导性计划，包括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工商流动资金贷款(含农副产品收购贷款)和固定资产贷款计划。各项贷款的实际投放数量和进度由各分行根据信贷原则自主确定。
第十二条 各行要增加农业贷款投入。在农业贷款投放与总行下达的指导性计划差距较大时，总行有权采取必要的手段进行调控，促使分行增加农业贷款投放。
第十三条 总行核定各行的固定资产贷款增量指导性计划，各分行发放的固定资产贷款原则上要在总行核定计划之内安排，超出分行承受能力的大型项目，经总行批准可在总行核定计划之外安排。

第三章 季度计划管理
第十四条 对各分行季度贷款规模的控制，实行分类指导、适时调节，即对大部分分行以年度比例控制每一季度的贷款规模；对少数分行以季度限额的形式控制每一季度的贷款规模，以解决资金时间差矛盾。
第十五条 各分行季度中间的贷款，可在总行核定比例(限额)基础上适度上浮，浮动上限为当季存贷款增量比例10个百分点或当季贷款限额的20%，但季末应控制在总行核定的比例(限额)之内。
对季度中间由于存款下降导致贷款投放超比例的，分行要在两旬内通过增加存款或压缩贷款的方式予以调整。
第十六条 当总行核定的比例(限额)不能满足需要时，分行可提出申请，经总行批准后，在规定的期限内提高其存贷比例(限额)。

第四章 专项和重点企业贷款计划管理
第十七条 专项贷款系指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项下达计划并纳入国家特定贷款管理的贷款项目。1998年总行继续下达粮棉大县、两高一优、农村小水电等国务院确定的专项贷款计划，并纳入各分行存贷款增量比例。
第十八条 为提高中国农业银行集约化经营水平，优化全行贷款行业结构和客户结构，推行信贷“双优”战略，总行选择一批信誉良好，实力雄厚，能够给中国农业银行带来效益、扩大影响的贷款客户，作为信贷支持重点企业。
第十九条 为了调动分行组织、实施重点企业贷款的积极性，重点企业贷款计划先由分行在年初确定的存贷比例之内解决，不足部分由总行追加限额，并在总行下达的存贷款增量比例之外考核，资金不足时纳入年度资金调度计划统一平衡。

第五章 年度信贷计划平衡
第二十条 总行根据各分行过去三年存款平均增长水平，结合对当年经济金融形势的分析，核定各分行全年存款指导性计划。当分行存款增加量与总行指导性计划差距较大，致使年初核定的存贷比例难以执行时，可向总行申请调整。
第二十一条 当全行的贷款投放总量和结构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宏观调控目标发生冲突时，总行及时向各分行传导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意图，并采取以下措施：
(一)提高或降低存贷款比例；
(二)增加或减少总行资金调度额度；
(三)调整系统内资金往来利率。
同时，总行也可根据全行的资金实力、经营风险和经营效益的变动情况，适时调整各分行的存贷款增量比例。
第二十二条 各分行要大力开展票据贴现业务，积极创造条件，利用再贴现手段，调整存贷款比例。
第二十三条 为保证全年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年末总行将根据各分行的全年存款增量预测值和核定的存贷款增量比例，换算成全年贷款规模，并在12月15日前以限额的形式通知各分行，未经总行批准，不得突破。

第六章 本外币信贷计划一体化管理
第二十四条 从1998年起实行本外币信贷计划一体化管理，由资金计划部门负责统一平衡，编制本外币信贷计划，并负责监测和考核。
第二十五条 总行在核定各分行人民币存贷款增量比例的同时，分别核定外汇存贷款增量比例，并逐步过渡为统一平衡，即当某分行外汇贷款投放超比例时，其超过部分经总行批准可计入人民币存贷款增量比例之内考核。
第二十六条 总行核定各分行外汇存贷款增量比例的主要依据是各行的外汇存款增量、外汇存贷款余额比例、外汇信贷资产质量和国际结算量等。

第七章 监测考核
第二十七条 年初总行核定各分行的存贷款增量比例、存款及分项贷款等计划指标，以中国农业银行信贷计划通知书的形式下达，作为计划执行情况监测考核的依据。
第二十八条 总行按月对各分行的存贷款比例及其他比例执行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每一季度终了，结合全行资产负债管理分析报告进行综合评价，对贷款质量恶化、经营效益差的分行，总行将采取降低存贷款比例或减少贷款限额的办法控制其贷款投放。
第二十九条 总行加大对各分行信贷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对以下各种形式的垫付资金且未纳入贷款科目反映的，将视同“绕规模”放款予以严肃处理。
(一)垫付银行承兑汇票；
(二)垫付信用证、保函；
(三)已经垫付的企业债券；
(四)垫付客户外汇买卖资金。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取消上海、深圳分行信贷计划“切块”管理，其信贷计划纳入总行管理范围。
第三十一条 各分行自主选择辖内贷款规模控制方式。建议县(市)支行原则上不实行存贷款比例管理。
第三十二条 各分行根据本办法，结合本行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报总行备案。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1998年4月2日
准确把握刑事立法意图

苗 勇

本文的题目是由以下案例所引发的。2000年9月，犯罪嫌疑人刘某某以“某某市天地土石工程队”的名称，向某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开业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但一直未按规定向税务机关申办税务登记及报备有关资料，也未建立帐簿。2000年10月间，刘某某在承接某某市某某镇土地整理过程中，共取得工程款479万余元，且结算工程款均使用收款收据。刘在收取工程款后从未申报纳税，从中偷逃应纳税款计27.3万余元（其中单项营业税款14.3万余元），偷税数额占应纳税款的100%。
这是一件事实十分简单的案子，却引起了激烈地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刘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对偷税罪的客观行为作了明确规定：“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而刘的行为，由于是个体经营，未按规定建立帐簿，也未进行税务登记，与《刑法》规定的上述三个手段，没有一个相符。故按照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对刘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另一种意见认为，刘的行为显然构成偷税罪。按照当然解释（当然解释，又称勿论解释或自然解释，是指刑法规定虽未明示某一事项，但依逻辑或者事物属性的当然理由，将该事项解释为包括在该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内），①举轻以明重，刑法对某一事项未有明确规定，但该事项与刑法明确规定的事项具有同样的属性且程度更为严重，因而当然适用刑法明确规定的事项。刘某在经营中,既未按规定建立帐簿，又不进行税务登记，显然比刑法规定的三种行为情节要严重得多，因此,对其应偷税罪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一个法律适用问题，也就是对刑法规范怎样进行解释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就必须将解释方法统一起来，用一种科学的解释方法，来准确地把握刑事立法意图，这样才能正确地适用法律。
关于法律解释的方法，是一个十分古老的问题。当代各种解释方法，可以追溯到12世纪开始的罗马法复兴时期。罗马法复兴初，产生了注释学派。这一学派采取条文注释的方法，对《国法大全》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罗马法复兴高潮时期，评论法学派兴起，他们已不限于对罗马法本身的研究和理解，而是根据时代的需要，把罗马法的材料综合起来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并把罗马法的原则和制度适用到各种社会关系中去，从而把六七百年以前的罗马法转化为当前适用的法律。②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人文主义法学派兴起。这一学派以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着重研究罗马法的本意和历史沿革关系。他们的功绩是恢复了罗马法的全貌，准确地探索罗马法的原意和适用性，在罗马法中注入人文主义的精髓，建立一个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的法律体系，以适应欧洲各民族国家正在发展的新型的商品货币关系。③
继承上述传统，现在对刑法解释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一是教条式地理解刑法规范。纯粹从字面来解释其含义，不能“越雷池一步”。关于这种方法的典型阐述，是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的观点：“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因为他们不是立法者。”“‘法律的精神需要探询’，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公理了。”“法官对任何案件都应进行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大前提是一般法律，小前提是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结论是自由或者刑罚。”④其实，这种见解并非贝卡利亚的独创，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类似的看法。公元前454年，古罗马颁布了《十二铜表法》，实施的初期对其解释采取严格解释原则，即解释者只能就该法的条文作严格的字面意义上的说明与注释，不得对条文进行丝毫超出其字面含义的解释。罗马法学家盖尤斯在他的著作《法学纲要》中记载，由于《十二铜表法》第8表节第11条规定：“不法砍伐他人树木的，每棵处25阿司的罚金”，所以，当时有人的葡萄蔓被砍了，告到法官那里，他一定要说树木被砍；如果说葡萄蔓被砍，那他肯定要败诉。⑤以下是两件当代严格按字面解释来司法的案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曼利市发生了这样一件案子，70名裸泳爱好者在公共海滩一丝不挂出入人群，被视为有伤风化。市政府引据澳国1919年颁布的《地方政府法案》中的有关条款，在法庭上对70名裸泳者提起诉讼，要求禁止其行为并予以处罚。诉讼结果是市政府败诉。法官认为，《地方政府法案》中的条款仅指明游泳者“着装不当、修补不当、衣料透明等不文明行为”应禁止，并未指明赤身裸体完全不着装是否应禁止。市政府争论说，完全不着装可以理解为“着装不当”。法官断然拒绝这种解释，宣告市政府的起诉没有法律依据。⑥无独有偶，数十年前，英国也有这样一件怪案。一天，乔治在家闲得无聊，就想去附近的皇家空军机场看看飞机日常训练。他爬过铁丝网和障碍物，坐在机场跑道上观看天上的飞机。这时，一架飞机打算降落，飞行员发现跑道上坐着人，不得不将飞机拉起飞向天空。后来，乔治被送上了法庭。侨治认罪，但辩护律师说，乔治不应受罚，因为他没有违反《官方机密条例》的规定。该条例第三条规定：“不得在禁止区附近妨碍皇家军队成员的行为……。”律师巧辩道，虽然军用机场毫无疑问是个“禁区”，乔治也妨碍了皇家军队成员的行动，但他不是在“禁区附近”而是在“禁区里”做的事。条例第三条规定了“在……附近”，没有规定“在……里”，所以依据这条例规定是不能处罚乔治的。律师还提醒法官注意，英国是个法治国家，法无明文规定是不为罪的。这样，法官还真是为难了。⑦这可谓是“不折不扣”执法了，这样的“罪刑法定”原则过于迂腐了，根本不理会立法者的意图，死板、机械、教条，十分不利于社会公正的实现。
二是撇开法条本来的含义，纯粹用公正的原则来解释刑法。法律总是有不周延、模糊性和滞后性的缺陷的，因此，必须根据公正的原则来执法。英国著名法官丹宁是这一方面的典范，他强调：“如果我们不能做任何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就会永远呆在一个地方，法律将停止不前，而世界上其他事情将继续前进。”为此，丹宁要求法官担任“法律改革的先锋”，他明确主张，法官要参与法律改革，而不能把改革仅仅看成是国会的事，法官只是执行法律而已。对此，他有个形象比喻，法律就象是一块编织物，用什么样的编织材料来编这块编织物，是国会的事，但这块编织物不可能总是平平整整的，也会出现皱折；法官当然“不可以改变法律编织物的编织材料，但是他可以，也应当把皱折熨平。”他认为，法官在审案和判案的过程中应该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创立出与生活的步调相一致的新的、公正的判案原则。⑧为了寻求社会公正的司法而撇开法条，在中国古代也不为鲜见。清代名吏胡秋潮所著作《问心一隅》中，记载了一个他亲自处理的案例：城东章氏女许配给南邻李二为妻。尚未过门，李二因暴得风疾而疯癫不懂人事，并曾白昼持刀欲杀其父，后被其父锁禁。章氏得知情形，欲思退婚，终致讼。依据《大清律类例·户婚·婚姻》：“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婚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受聘财者，亦是。”司法官如何裁断这个案件，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依律维持婚约之效力，则对于章氏女来说未免太过残酷、不公平人道；判令解除婚约，又显与法律相违。县令胡秋潮最终的处理方案聪明地回避了上述矛盾：“章女之于李二，请待以三年。三年内疯病愈，则为李妻；不愈，则仍为章氏女。或守贞，或改配，听之可耳。”后来，不到一年，李二以疯病死，女改字他姓。⑨此类解释刑法的方法，其实是对刑法内涵的突破，完全超越了立法者的意图，与当代罪刑法定原则是直接相抵牾的，有损于法律的严肃性，也不宜提倡。
三是从刑法条文的字面来探寻立法者的原意。在权力分立的状态下，作为法律适用者的法官，其职责就是将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从而实现立法者的意图，因为“对法规的理解不应该按法官们认为最好的见解，而应按照实际上通过法律的立法者们的意图。”⑩在实行罪刑法定的时代，刑事司法的依据，显然必须是刑法规范，必须是刑法规范所表达的内在的真实的意思。正如耶林于1877年发表的《法的目的》一书中说，法律乃是人类意志的产物，有一定目的，受目的支配，与自然法则以因果律为基础，有其必然的因果关系截然有异。故解释法律，必须了解法律究竟欲实现何种目的，以此为出发点解释法律，始能得其要领。⑾而立法目的，即立法意图，是必然以法律条文为载体表现出来的。但任何成文法都有不完善之处，“必须记住，无论一项法律什么时候被提出来考虑，人们都没有能力预见到在实际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多种多样的情况。即使人们有这样预见能力，也不可能用没有任何歧义的措词把这些情况都包括进去”，⑿我国刑法也概莫例外。1979年7月1日通过、1980年1月1日实施的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在实施中马上暴露出不足之处。从1981年6月10日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到1997年《刑法》公布前，共出台了二十四部单行刑法，并且还制定了设有附属刑法条款的法律80余部。这些固然与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有关，但与1979年《刑法》的不成熟性密不可分。1997年《刑法》虽经反复论证，但仍有严重的疏漏之处。该法公布不久，侯国云、白岫云两位学者就撰著了三十四万多字的《新刑法疑难问题与运用——兼论新刑法中的矛盾与缺陷》一书，剖析了新刑法的许多问题。该法实施一年多，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公布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单行刑法。从1999年12月25日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三个《刑法修正案》，并对《刑法》第九十三条及挪用公款罪作出了立法解释。由此可见，刑法总是有不完善之处的，总是要通过合理的解释，才能进行正确地适用。这里所说的合理解释，也就是通过刑法规范的字面，准确地把握立法者的意图。例如对《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解释。司法实践中，对处于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奸淫幼女，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就涉及到如何理解该条款中的“强奸”一词。不少同志认为，新《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强奸罪与奸淫幼女罪是不同种罪，因此，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奸淫幼女显然重于强奸，立法者不至于连轻重都分不清，因此，从立法意图上讲，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奸淫幼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200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审理强奸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正确地阐述了立法意图，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奸淫幼女的，应承担刑事责任（最近，“两高”联合作出司法解释，取消了奸淫幼女罪，将该罪归为强奸罪）。因此，从刑法规范的字面，来探寻立法意图，深刻把握刑法条文的真实含义，才能科学地司法。
从上可见，司法是离不开对法律解释的，在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时代，解释的目的，既不能教条式的，这样有悖于社会公正；也不能强调实现社会公正而完全脱离法律进行任意解释，这是与法治社会不相符的。因为修改法律是立法机关的事，司法绝对不能介入。而是应当通过合理的解释，来准确地把握立法意图，惟有如此，才能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实现了社会公正。
回到开篇的案例，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因为这种观点较好地把握了立法意图。不建立帐簿，不进行税务登记，其性质显然要比《刑法》条文所规定的三种客观行为严重，社会危害性更大。立法者决不可能把相对轻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相对重的行为反而不构成犯罪。譬如，当立法者将故意轻伤害规定为犯罪时，那么，对故意重伤害无论有否规定，肯定也是一种犯罪行为，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根据立法者对偷税罪规定的内在意图，刘某某的行为显然构成偷税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注释：
①⑾见李希慧著《刑法解释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第129页。
②见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外国法制史》，第126——128页。
③网上资料，四川电大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本），《外国法制史》。
④贝卡利亚著：《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⑤参见周耕著《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93——94页。
⑥范忠信著《信法为真》，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页。
⑦见一正著《西窗法雨》，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⑧⑿见丹宁著《法律的训诫》，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第13页。
⑨见2002年7月1日《检察日报》顾元文《从“援法断案”到“曲法伸情”》。
⑩德沃金（美）著《法律帝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页。



嵊州市人民检察院
2002年7月18日
（邮政编码：31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