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用人单位工资集体协商办法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用人单位工资集体协商办法的通知
黔府办发〔2011〕61号
各自治州、市人民政府，各地区行署，各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特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贵州省用人单位工资集体协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贵州省用人单位工资集体协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和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境内各类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工资集体协商，是指职工代表与企业代表依法就用人单位内部工资分配制度、工资分配形式、工资收入水平、工资支付办法等事项进行平等协商，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工资协议的行为。
第四条 依法通过集体协商订立的工资协议，是专门就工资事项签订的专项集体合同。按《集体合同规定》订立集体合同的，必须按规定将工资集体协商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可将工资协议作为集体合同附件，并与集体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五条 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应当合法、公开、平等、协商一致、兼顾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利益，保障职工工资水平与本单位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相适应。
第六条 工资协议中约定的劳动报酬，适用于用人单位所有与之形成劳动关系和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并不得低于当地政府颁布的最低工资标准；用人单位和职工订立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职工工资集体协商规定的最低标准。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工会和企业家协会建立健全协调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三方机制，共同帮助、指导、推动用人单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并研究解决出现的重大问题。
第二章 工资集体协商内容
第八条 工资集体协商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工资协议实施的期限；
（二）工资分配制度、工资标准和工资分配形式；
（三）职工年度平均工资水平及其调整幅度；
（四）奖金、津贴、补贴等分配办法；
（五）工资支付办法；
（六）实行计件工资的计件单价；
（七）加班、加点工资；
（八）病事假和女工保护及各种带薪休假期间的工资待遇；
（九）变更、解除工资协议的程序；
（十）中止工资协议的条件；
（十一）双方认为应当协商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应当综合参考以下因素：
（一）本地区、行业、单位的人工成本水平；
（二）本地区、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三）当地政府发布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
（四）本地区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五）本单位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六）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七）上年度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八）其它与工资集体协商有关的情况。
第三章 工资集体协商代表
第十条 工资集体协商职工代表由用人单位工会推荐，并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未建立工会的用人单位由上一级工会指导职工民主推荐，并需半数以上职工的同意，经公示后产生。用人单位代表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指定的其它人员担任。
第十一条 协商代表双方代表人数应当对等，每方为三至十名，并各确定一名首席代表。职工首席代表由用人单位工会主席担任，工会主席可以书面委托其它人员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未成立工会的，由职工集体协商推荐。用人单位首席代表应由法定代表人担任，法定代表人可以书面委托其它管理人员作为自己的代理人。
第十二条 工资集体协商双方的首席代表，可以书面委托用人单位以外的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担任本方的代理人，参加工资集体协商。代理人数不得超过本方代表三分之一。
第十三条 由用人单位内部产生的协商代表参加工资集体协商的活动，应视为提供正常劳动，原享有的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社会保险、福利等待遇不变。
第十四条 职工协商代表履行代表职责期间，用人单位不得对其采取歧视性行为，无正当理由不得调整其工作岗位，不得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第十五条 协商代表应遵守双方确定的协商原则，履行代表职责，并负有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责任。协商代表任何一方不得采取过激、收买、欺骗等行为，以影响协议结果。
第十六条 工资集体协商代表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真实反映和代表本方意愿；
（二）接受本方人员的质询，及时向本方人员公布协商情况并广泛征求职工意见；
（三）代表本方参加工资集体协商争议的处理；
（四）提供与工资集体协商有关的情况和资料；
（五）监督工资协议的履行；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它职责。
第十七条 工资集体协商代表的任期至工资协议的期限届满之日止。协商代表在任期内除因个人严重过失及被用人单位职工大会依法罢免外，不能随意更换，因故确需要更换工资集体协商代表，或者工资集体协商代表因辞职、遇不可抗力等情形造成空缺的，按照本办法规定产生新的代表。
第四章 工资集体协商程序
第十八条 职工和用人单位任何一方均可提出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的要求。工资集体协商的提出方应向另一方提出书面的协商意向书，明确协商的时间、地点、内容等。另一方接到协商意向书后，应于２０日内予以书面答复，并与提出方共同进行工资集体协商。
第十九条 工资集体协商一般应当采用工资集体协商会议形式进行。工资集体协商会议由双方首席代表轮流主持，首次会议由提出协商意向一方首席代表主持。
第二十条 在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协商双方有义务按照对方要求，在协商开始前５日内，提供与工资集体协商有关的真实情况和资料。
第二十一条 工资协议文本草案经由协商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应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讨论通过，并由用人单位制作工资集体协商协议正式文本，工资协议文本经双方首席代表签字盖章后成立。
第五章 工资协议审查和争议的处理
第二十二条 工资集体协议文本签订后，应于７日内由用人单位将工资协议一式三份及说明，报送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查。
第二十三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在收到工资协议文本及说明之日起１５日内，对用人单位工资集体协商双方代表资格、工资协议的内容及签订程序进行审查。对工资协议无异议的，应及时向协商双方送达《工资协议审查意见书》，工资协议即行生效；如有异议应及时通知协商双方对提出异议的内容进行协商和修改，并重新报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查；如报送１５日后，协商双方未收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工资协议审查意见书》，视为已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工资协议即行生效。用人单位应在工资协议生效后５日内向全体职工公布，并于１５日内分别报送当地财政、税务部门和上一级工会备案。
第二十四条 工资集体协商一年进行一次。职工和用人单位双方应在工资协议期满前６０日内，依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重新签订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协议，并按规定和程序提交审查。
第二十五条 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发生争议时，经双方协商仍不能达成一致的，一方或者双方可以向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申请协调；未提出申请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进行协调。
第二十六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接到协调申请应及时会同同级工会、企业家协会、用人单位双方代表等人员，共同协调处理职工工资集体协商争议。
第二十七条 工资集体协商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经协商解决不成的，双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仲裁、提起诉讼。
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拒绝工会或者职工代表提出的工资集体协商要求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六章 工资协议履行的监督
第二十九条 依法订立的工资协议对工资集体协商双方具有同等约束力，双方应当全面履行工资协议，并接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同级工会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第三十条 工资集体协商双方首席代表应当每年至少一次向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报告工资协议履行情况，接受用人单位工会的监督。
第三十一条 用人单位根据已生效的工资协议产生的合理工资薪金支出，经税务部门依法确认后，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据实扣除。
第三十二条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执行本办法的同时，应严格依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财政部门和国资委核定的工资总额列支工资支出，超出部分不得计入企业工资薪金总额，也不得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第七章 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
第三十三条 乡（镇）、街道、社区工会组织以及县级以下区域的建筑业、采矿业、餐饮服务业等行业工会组织可以与用人单位代表组织进行工资集体协商，订立行业性工资集体协议，或者订立区域性工资集体协议。
第三十四条 依法订立的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议对区域内和行业内的用人单位和职工具有约束力。区域、行业工资集体协议覆盖范围内的用人单位与职工单独签订的工资集体协议的标准不得低于区域、行业工资集体协议的规定。
第三十五条 职工方协商代表，由基层工会联合会或行业工会选派，并经区域、行业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未建立区域、行业职工代表大会的，职工方代表由基层工会联合会或行业工会选派并经公示后产生。职工方首席代表由基层工会联合会或者行业工会负责人担任，未建立工会的，首席代表从职工方代表中推举产生。企业方协商代表，由区域、行业用人单位代表组织选派并经公示后产生。无用人单位代表组织的，由区域、行业内用人单位民主推举并经公示后产生。
第三十六条 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的内容：
（一）本行业劳动定额标准；
（二）计件工价；
（三）行业工资标准和年度平均工资水平；
（四）工资支付办法；
（五）工资调整办法。
第三十七条 区域、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程序、审查程序、协议履行的监督检查以及争议处理等执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八条 区域、行业工资集体协议草案应提交区域、行业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尚未建立区域性、行业性职工代表大会的，应得到区域、行业内半数以上职工的同意。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贵州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一）提出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要求，另一方未按规定予以书面回复，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开展协商的；
（二）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与工资集体协商有关的真实情况和资料的；
（三）企业无正当理由变更或者解除职工方代表的劳动合同的；
（四）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报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查工资协议的。
第四十条 工资集体协商双方的任何一方未履行工资协议义务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试论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件
苗 勇
寻衅滋事罪是常发性刑事案件，因此，认真研究此罪的构成要件，对司法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果对此罪的构成要件认识不清，就不可能准确定性。现实中，对寻衅滋事罪的主体，认识一致，即为一般主体。客观方面，刑法也作了十分明确的规定，即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的四项规定。意见分歧较大的，是该罪的主观方面以及犯罪客体。本文拟就该罪的主观方面开展一些粗浅的讨论，以抛砖引玉。
目前，对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方面，有以下一些认识。由于寻衅滋事罪是从1979年《刑法》流氓罪中分解出来的，两罪的主观特征是一脉相承的，故以下所列观点，包括对流氓罪主观要件的一些看法。
1、抽象说。认为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过失不构成此罪。①
2、刺激说。“流氓罪的故意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破坏公共秩序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而流氓罪的目的则是通过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来寻求下流无耻的精神刺激，达到某种精神上的满足。流氓罪的目的虽然不是直接故意的内容，但是二者又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在流氓 分子眼里，只有通过对公共秩序的破坏，才能达到寻求下流无耻的精神刺激之目的，因而流氓犯罪分子对于破坏公共秩序总是抱有希望的态度。希望破坏公共秩序，正是为了达到寻求精神刺激之目的。相反，如果行为人破坏公共秩序不是为了寻求下流无耻的精神刺激，而是为了其他个人目的，那也就不是流氓犯罪。”②
3、藐视说。“由于流氓活动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因而其犯罪手段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共同的特点是主观上出于藐视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且情节已达到恶劣的程度。”③
4、综合说。“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破坏社会秩序的危害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行为人的犯罪动机是为了满足耍威风、取乐等不正常的精神刺激或 其他不健康的心理需要。”④
以上各说中，抽象说显然无助于对寻衅滋事罪主观特征的认识，因为它没有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没有分析事物的本质。
刺激说有三大不足，一是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既然已肯定了是否具有寻求下流无耻的精神刺激的目的，是区分寻衅滋事罪与其他 为了个人目的而实施的犯罪的根本，也就确定了其是犯罪构成的组成部分，但同时又否认这一目的是直接故意的内容，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犯罪构成理论告诉我们：“犯罪构成是指刑法所规定的，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观和主观要件的总和。”⑤显然，如果“寻求下流无耻的精神”是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必要条件，那么就必然是犯罪构成的组成部分。说它不是犯罪构成的组成部分，那它就对定罪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两者应当是统一的。二是此说实际上已把寻衅滋事罪说成是目的犯了。因为，只有行为人具备了“寻求下流无耻的精神刺激的目的”，方才构成寻衅滋事罪，这就把该目的说成了构成此罪的必要条件了。而当某一特定的目的是某罪的不可缺少因素时，该罪也就成了目的犯了。但理论界和司法工作者都承认，寻衅滋事罪非目的犯。因为，有的寻衅滋事者固然是为了寻求下流无耻的精神刺激，但并非所有的寻衅滋事者都是为了追求这种刺激，而有着其他目的，如纯粹出于江湖义气去帮助他人出气而殴打他人，很难说是为了寻求下流无耻的精神刺激。由此决定了此说的第三个缺陷，即不能涵盖所有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故意，因为并非所有的寻衅滋事行为都 是为了寻求下流无耻的精神刺激，因而具有极大的 片面性。
藐视说则犯了概括太广的错误。因为藐视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不仅仅只是寻衅滋事罪的主观特征，也是其他一些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所具有的。当一个概念的界定，不能把所界定的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时，这种界定也就是不科学的。
综合说看似全面，但并未把握住寻衅滋事罪的主观特征。因为，到底还有哪些“不健康的心理需要”，一点也没有讲，过于笼统。
那么，如何来科学地把握寻衅滋事罪的主观特征呢？我们仅仅用演绎的方法，将《刑法》关于故意犯罪的一般性规定，来界定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件，表述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是远为不够的。谁都知道寻衅滋事罪是一种故意犯罪，谁都会进行这种简单的演绎推理，但这对司法实践又有多大的指导意义呢？关键是，我们必须探寻寻衅滋事罪的主观特征，把握了这一特征，才能深刻、正确地分析寻衅滋事行为。因此，在分析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件时，上述的演绎推理固然不可少，但更重要的还是要进行归纳推理。笔者认为，应当从分析历史上的流氓现象及当前此类行为入手，从现象中挖掘其本质来。
“流氓”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概念。先秦时期的“流氓”一词，从广义上讲是指“游民”，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流氓”。所谓“游民”就是“士、农、工、商”四民之外的人。在当时，真正与“流氓”含义相近的称呼，叫做“惰民”、“罢民”、“闲民”、“谪民”、“轻民”等等。从秦汉、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时期，流氓称呼大体可析为三类：一是各种“恶少年”，二是各种“游侠”、“轻侠”，三是各种“游手”、“游民”、“浮浪人”等。至宋代，一般将流氓称作“捣子”，又称“闲人”、“闲汉”、“玩徒”、“无赖”、“白日鬼”等等。元代称“流氓”为“无徒”，元剧中多骂为“泼无徒”，后来在官方文书与元剧中又称“泼皮”、“绰皮”、“赖皮”等等。“光棍”一称始于明代，是当时对流氓的专称，直至清末，才将历来的所谓“无赖游民”正式称为“流氓”。⑥
解放前，在旧上海，流氓被叫做“乱人”。据不完全统计，以流氓为业的一度多达二万余人。他们根本无职业可言，平时不想别的，满脑子琢磨的都是如何害人。他们白天敲饭馆，晚上摸茶房，踢寡妇门，挖掘户坟，极尽损人利己、敲诈掠夺之能事，搅得社会不得安宁。⑦
解放初期，流氓恶势力凭借其封建帮会势力，在车站码头、桥南桥北、路东路西，划分地段，分疆而“治”，成为各自的势力范围。如号称“沪西半爿天”的柏文龙，手下控制着“薄刀党”、“斧头党”，按月向沪西一带工厂、商店勒索钱财，稍有不从，就拔拳相向，打了人还要收手工钱。⑧
经过十年动乱，政治、经济和社会公德风尚都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部分青少年，由于受了林彪、“四人帮”“读书无用论”、“捅刀子勇敢”和“青少年违法无罪”等的谬论的毒害，沦为“文盲加流氓”式的人物。他们思想空虚，头脑简单，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追求吃喝玩乐、江湖义气，把打架斗殴、寻衅滋事当成家常便饭，把摧残女性、行凶伤人作为寻欢作乐。
时至今日，寻衅滋事行为与以往的流氓行为，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随意殴打他人，追逐、拦截、辱骂他人，强拿硬要或者随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是一些毫无道理可讲的无赖。
对上述现象进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寻衅滋事罪的主观特征表现为：公然藐视社会主流文化所确定的人与人之间日常交往中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具体分述如下。
1、必须是公然藐视。藐视人与人之间日常交往中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也是其他一些犯罪的主观特征。如招摇撞骗罪，行为人显然也藐视人与人之间日常交往中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因此，没有“公然”两字的限定，就不能区分出寻衅滋事罪与其他一些犯罪主观方面的差异。寻衅滋事罪是公然犯罪，表现为主观方面，必须具有“公然”的特征，即自己对行为规范的藐视完全没有掩饰。他们以蛮不讲理的行为，毫无顾忌、肆无忌惮地破坏人与人之间日常交往的正常秩序，具有“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卑劣意识。这可从对流氓的几种称呼中看出，如“恶少年”、“捣子”、“无赖”、“泼皮”等，无不具有对日常生活行为规范的公然对抗的性质。
2、必须是与主流文化相悖。公然藐视的行为规范，必须是主流文化所确定的、维护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的行为规范。而非处于亚文化人群中的行为规范。寻衅滋事者乃是一种社会边缘性人物，他们突出的特征是以无道德为道德，以无秩序为秩序，以无规则为规则，以耻为荣，根本无视维护社会日常生活秩序的行为规范。他们（多为青少年）的社会化程度很低，文化水平不高，道德修养缺乏，头脑空空如也，但感情充沛、精力旺盛。而这种感情、精力缺乏理性的控制，而是受到社会亚文化的感染，被低级趣味的需要所支配。因此，主流文化所确定的日常行为规范，在他们的头脑中相当淡薄。
3、藐视的必须是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交往中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寻衅滋事扰乱的是社会的日常生活秩序，因此，行为人所公然藐视的必须是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交往中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如社会生活中要求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以礼相待，以理服人。而寻衅滋事者则根本无视这些规范，随意殴打、追逐、拦截、辱骂他人。如果藐视的是其他的、不属于人们日常生活交往中的行为规范，就不是寻衅滋事的主观内容了。比如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案件，为什么有的定故意伤害罪，有的定寻衅滋事罪，原因就在于主观要件的不同。前者往往出于特定的原因，以伤害他人身体健康为目的；而后者则主要是“蛮不讲理”、一脸孔“霸气”，公然藐视人与人之间日常交往所必须遵循的“以礼相待、以理服人”的行为规则。因此，后者行为显然不同于前者，具有“流氓”的特征。
只有同时具有了以上三个方面的特征，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件。缺少一项，便不能把罪与非罪、 此罪与彼罪区分开来。
案例1，抢劫与寻衅滋事。1996年7月的一天，上虞市某镇五名年青人酗酒后并排行走在公路上，拦住一辆出租车，要驾驶员拿出“香烟钿”。驾驶员不肯，一青年上前打了其一个耳光。驾驶员无奈，只好从装有近800元钱的上衣口袋里，掏出50元给他们。
分析该案例时，不少同志提出五人均构成抢劫罪，另一些同志则认为应定性为寻衅滋事行为。从表面上看，认定为抢劫罪似乎有道理，行为人有暴力行为，又非法占有了他人的财物。但对他们的主观特征进行深入地分析，认定为抢劫罪就不妥了。行为人主观上主要并非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如果是，他们完全可以采用搜身等手段，将被害人身上的700余元钱全部抢去。他们主观上主要还是表现为公然藐视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交往中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是非颠倒，荣辱不分，视此举为“十分有趣”的言行。因此，更符合寻衅滋事的特征。由于该行为尚未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故不构成流氓罪（当时的罪名）。
案例2，故意伤害与寻衅滋事。1998年11月一天的晚上，裘某等三人在嵊州市某公路上游荡。一辆摩托车驶来，三人以灯太亮为由，拦住车，将二人拉下殴打，致一人轻伤。
对本案的争议不大，认为构成寻衅滋事罪。为什么表面上看似故意伤害，而认定为寻衅滋事，原因还是在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了寻衅滋事罪的特征。一个道德健全的人，是绝对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拦车并伤害他人的。之所以会在这种情形下，产生如此后果，全在于行为人根本无视社会交往规则 ，公然藐视他人在社会生活中应受尊重的权利，肆意挑衅、侵犯他人，完全符合寻衅滋事罪的主观特征，故构成寻衅滋事罪。
案例3、4，起因与寻衅滋事。
某日，被告人孙某与另两人在饭店喝酒。在喝酒过程中，孙某给某厂打电话找甲，负责生产的边乙接电话后，孙某与边乙在电话里发生口角，边乙便将电话搁断。孙某便伙同另两人赶去，殴打边乙，致其轻伤。
1996年夏季的一天，沈某下河游泳，不慎被他人放置的鱼钩扎伤流血。沈某十分恼火，上岸后，即殴打放置鱼钩者甲。甲妻相劝，亦遭殴打。
起因对认定寻衅滋事有否影响，是一个常常困惑司法人员的问题。有的人认为，凡是有起因的，均是“事出有因”，就不是寻衅滋事行为。有的人认为，虽然“事出有因”，但不能以错对错，只要做了违反社会日常生活交往规则的行为，都具有寻衅滋事的性质。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的。第一种认识没有看到，寻衅滋事行为的产生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都是存在着某种原因的。只是这种产生寻衅滋事的原因，在具有正常伦理道德观念的人看来，都不应该是出现随意殴打他人等行为的原因。如上述案例3，仅仅是由于对方没有去叫人便搁下电话赶去殴打他人，表面看事出有因，实际上仍是“随意殴打他人”。因为，诸如此类的小摩擦，在生活中经常会出现，一个道德观念健全的人，绝对不可能因此去殴打他人，“小因”不可能产生“大果”。赶去殴打他人的行为，完全是在其公然藐视社会日常生活交往规则的主观意识支配下的结果，是一种典型的寻衅滋事行为。显然，第一种看法，是一叶蔽目，只见“小因”，而忽视了行为人寻衅滋事的主观特征。第二种看法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所谓寻衅滋事，当然是无事生非、无理取闹。如果有相当的原因存在，就不能说是寻衅滋事行为——尽管行为人的行为很不对。上述案例4便是如此，行为人因为被违章放置的鱼钩致伤而殴打他人，前因与后果具有联系的必然性——尽管不能以错对错，但此时他的行为，很难说就是由其公然藐视社会交往规则的意识支配下实施的。因为具有正常道德观念的人，于某时某刻，在外因的刺激下，由于特定的个性使然，也会做出过分甚至不道德的行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其是“随意殴打他人”、具有寻衅滋事的性质，而只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矛盾冲突，应以造成的后果定性。如致人轻伤 ，则定为故意伤害罪；如尚未达到定罪标准的，则是一种一般违法行为或民事纠纷。
总之，科学地把握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件，乃是正确认识此罪的前提之一。司法实践中，由于办案人员缺乏理性思考,仅凭行为“象不象流氓”、“流氓味道有没有”、“人坏不坏”等经验主义的办法来判断行为的性质，往往会把案件搞错。只有理性地把握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件，我们才能对此类犯罪进行自觉地分析，正确定性，做到不枉不纵。
注释：
①单长宗、梁华仁、张军、阮齐林主编：《新刑法研究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641页。
②张智辉著:《我国刑法中的流氓罪》，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③⑧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编辑部编《流氓罪法理探索》，第96、3页。
④赵秉志主编：《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七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5页。
⑤《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⑥刘为民著：《痞子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⑦《中国黑社会》，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