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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议劳动者提起劳动仲裁时效的起算标准
作者：福建省福州市张涛 QQ在线咨询：175970250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
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前 言
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据此，据此，只有出现“其权利被侵害”的情形的，才适用于仲裁时效。而这里的“权利被侵害”一般是指“直接侵害”，不包含“间接侵害”的情形。
一般而言，劳动者的权利包含“劳动权”、“劳动债权请求权（如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赔偿金、损害赔偿、福利待遇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在以第一条解释《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的，也是遵从上述范围的。
那么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施行后，劳动者的提起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应如何起算呢？本文将从笔者对于程序法规定起算点的立法本意围绕受案范围一一说明。
本文为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正 文
根据《劳动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劳动者的权利包括：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这些权利与用人单位或者国家对应的义务均构成债的客体，形成了以劳动者为债权人、用人单位或者国家为债务人的债的关系（有关债的定义详见《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款）。
众所周知，时效制度虽具有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的立法目的，但其实质并非否定权利的合法存在和行使，而是禁止权利的滥用，以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的稳定，进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交易秩序，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是诉讼时效制度的根本立法目的，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诉讼时效立法均体现了这一点。基于这一根本立法目的，诉讼时效制度对权利人的权利进行了限制，这是权利人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作出的牺牲和让渡；但应注意的是，通过对权利人的权利进行限制的方式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保护应有合理的边界，该边界就是应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利益衡量，不能滥用诉讼制度，使诉讼时效制度成为义务人逃避债务的工具，随意否定权利本身，违反依法依约履行义务的诚实信用原则。
也就是说，时效的超过剥夺的仅仅是请求权，而不是剥夺实体权利。
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该法调整的劳动争议范围主要包括五种（不含兜底规定），分别为：（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那么接下来笔者将以自己对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理解来阐述“法律对于劳动者待遇维护自己的权益究竟宽容到什么地步”。
（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
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因确认劳动关系是否存在而产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在实践中，一些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劳动者往往因为拿不出劳动合同这一确定劳动关系存在的凭证而难以维权。为了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将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纳入了劳动争议处理范围，劳动者可以就确认劳动关系是否存在这一事由，依法向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机构申请权利救济。
笔者认为，用人单位否认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的行为没有直接造成劳动者的权益被侵害，故因不存在“权利被（直接）侵害”而无法确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也就不存在“仲裁时效起算”的情形。
在互联网上流传的“王某与某五金件制造公司确认劳动关系争议”一案中，重庆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案的类别为确认之诉，需要解决的是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法律关系，并不涉及对实体上的权利义务纠纷的处理，因此，不适用时效制度，所以不存在王某提起劳动争议仲裁时是否超过申诉时效的争议。
笔者对于该案例中“不涉及对实体上的权利义务纠纷的处理”的意见是予以认同的。
（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
劳动合同，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涉及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的全过程。对于这一过程任何一个环节发生的争议，都可以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来解决。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应当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并建立职工名册备查，这是第一个环节—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履行，是指劳动合同在依法订立生效后，双方当事人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条款，完成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实现劳动合同规定的权利的活动，这是第二个环节;变更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对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的条款所作的修改和增减，这是在履行劳动合同中发生的一种特殊情况，不是每一个劳动者都会遇到的;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是整个劳动用工过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劳动合同的解除是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在合同期满前，提前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解除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劳动合同的终止，是指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或者因为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出现法定的情形而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因而双方的劳动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结束的情形。在上述整个劳动用工过程中发生的劳动争议的处理，都可以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在“因订立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中，对于“劳动合同（条款）”是否有效的争议，是不应起算仲裁时效的。除了“不存在劳动者权利被（直接）侵害”的理由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法理依据：劳动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应受时效期间的限制。而根据《劳动法》第九十七条追索“因无效合同产生的损害赔偿”应从无效劳动合同被确认之日起，这是因为：我国实行的无效制度为宣告无效，即只有经仲裁委或者人民法院宣告之后，才能产生无效的法定情形，《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合同的无效或者部分无效有争议的，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确认”也体现这一精神。据此，在劳动合同条款被确认无效前（含劳动者在主张争议劳动合同条款期间），劳动者是不知道争议劳动合同条款是无效的。
至于有人提出“应受‘一年’仲裁时效的限制”，笔者在这里做一个对比：在《民法通则》明文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和“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广西北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北海市威豪房地产开发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畜产进出口北海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案号：(2005)民一终字第104号】以及就《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答记者问时军指出：确认合同的无效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和约束。那么，在“《劳动法》与《民法通则》、《劳动合同法》与《合同法》均属于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以及‘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法理相通”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认为“确认劳动合同的无效”也同样不受仲裁时效的制约呢？希望最高人民法院尽早出台《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在“因变更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中，对于用人单位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的，应从“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的决定”以及“决定的履行”两方面分析：对于“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的决定”这一类的民事行为，因没有（直接）侵害劳动者的权利而不存在“仲裁时效起算”的问题。更何况，《民法通则》规定，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而因“决定的履行”发生的争议因涉及到“劳动者权利被侵害”的问题，考虑到“决定的履行”是因“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的决定”产生的，故此类时效应从“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的决定”被职权机关确认无效之日起算。
在“因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中，对于“因用人单位原因而发生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的，比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三）项进行处理。
在“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中，对于用人单位不履行合同义务产生的争议，比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四）项和第（五）项进行处理。
（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
这一类劳动争议是由于解除和终止劳动关系而引发的争议。所谓除名，是指根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规定，职工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经批评教育无效，连续旷工时间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以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三十天的，企业有权予以除名。所谓辞退，是指用人单位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解除与其工作人员的工作关系;所谓辞职，是指劳动者根据本人的意愿，辞去所担任的职务，解除与所在单位的工作关系的行为。离职是指劳动者根据本人意愿，自动解除与所在单位的劳动关系的行为。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涉及解除和终止劳动关系，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出台过一个名为《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期限应当如何起算问题的批复》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在解读该司法解释时指出：合同的解除应当有解除行为。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并未采取当然解除主义。也就是说，《劳动法》并未规定：只要符合解除合同的条件，劳动合同自动解除，而不以当事人意思表示为必要。这种方式虽然可迅速导致合同的解除，但没有充分考虑到当事人的意志，特别是没有充分考虑到劳动者一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当事人解除合同的行为可分为两种：一是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另一种是由享有法定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这种意思表示不需要征得对方同意。没有解除行为，就不产生解除的法律后果。实际上，除《劳动法》第二十五条外，《劳动法》涉及解除的条款 中都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时都必须通知对方。劳动合同的解除应当遵循一定的程序。在当事人享有法定解除权的情况下，当事人单方面行使解除权不必经过对方的同意，但仍然应当遵循一定的程序：首先，只有出现了《劳动法》规定的解除情形时，当事人才能解除劳动合同。其次，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直接通知对方才能发生解除的法律效果。当事人解除劳动合同，如果不遵守一定的程序，就不能实现解除的 目的。用人单位依据《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因劳动者过错而解除劳动合同时也应当履行程序性义务。这种义务包括两方面：第一，用人单位应当有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当劳动者存在重大过错时，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合同。如果用人单位不作出解除的表示，就难 以判断用人单位是否有解除合同的主张、是否行使了解除权。第二，用人单位应当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书面通知劳动者。未经通知，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应当不对劳动者产生法律效力。劳动合同自劳动者收到通知时解除。这种理解，既与《劳动法》立法精神一致，也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一致。既然《劳动法》对用人单位因其他原因解除合 同或者劳动者解除合 同都要求通知对方，用人单位因劳动者重大过错解除合同时也应当通知对方。另外，《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虽然劳动合同与一般 民事合同有所不同，但我们认为 《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精神应当可以适用于劳动合同。《批复》明确了用人单位依据《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解除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批复特别强调了一点：解除劳动合同不能以口头形式通知劳动者，而必须是以书面形式通知才能发生解除劳动合同的效力。这一解除有利于规范劳动合同的解除程序，保护作为弱者一方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当事人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时进行举证。 最高法还指出，虽然《批复》仅是针对《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四）项的情形作出的规定，其精神也应当适用于用人单位依据该条前三项规定的情形。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依据《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一）至（三）项规定的情形解除劳动合同的，也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否则，解除不发生效力。
据此，劳动者对于“除名、辞退”发生的争议，应当自收到解除劳动合同书面通知之日起计算。
（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
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发生的争议，主要涉及用人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是否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劳动者是否能够享受到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和带薪休假的权利等而引起的争议;因社会保险发生的劳动争议，主要涉及用人单位是否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劳动者缴纳养老、工伤、医疗、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费用而引起的争议;因福利、培训发生的劳动争议，主要涉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订立的劳动合同中规定的有关福利待遇、培训等约定事项的履行而产生的争议;因劳动保护发生的劳动争议，主要涉及用人单位是否为劳动者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等标准而产生的争议。
有关“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的争议”问题。从生活常识和审判实践来看，此类争议的发生请求一般与“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带薪假工资）”有关，对于此类争议可比照第（五）种情形中的“因劳动报酬发生的争议”起算时效。
有关“因社会保险发生的争议”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因社会保险发生的争议是否适用仲裁时效，应辩证地看待。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据此，只有出现“其权利被侵害”的情形的，才适用于仲裁时效；而缴纳社会保险费虽然被《劳动合同法》列为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但是缴纳规费而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均属于义务方，相对而言，收取费应属于国家的权利。因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争议不适用于仲裁时效。国家行使收取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权利后，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该社会责任便是法定条件成就的情况下，由国家政府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社会保险待遇；而一旦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在先，根据“契约精神”，国家有关部门可以拒绝向劳动者支付社会保险待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由用人单位不作为的民事行为（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引发的待遇问题，应适用于仲裁时效，从劳动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条件应当成就并且社会保险费无法补缴之日起算。有关劳动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社会保险费无法补缴之日的举证责任，以分配给用人单位为宜。
用人单位若没有为劳动者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劳动者可以行使劳动合同特别解除权，对于此类争议与“离职”以及“离职经济补偿金”、“赔偿金”有关的，按照第（五）种情形中“因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处理；而若劳动者因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而产生职业病、工伤的“因工伤医疗费发生的争议”处理。
（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
一般而言，涉及到“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分为两个阶段：在职期间的争议和终止劳动关系后的争议。
在职期间的争议内容的事由
一般而言，在职期间与本项有关的因劳动报酬引发的劳动债权一般包括“全额支付劳动报酬（含未订立书面合同的二倍工资）”、“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百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以及“按应付工资报酬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经比较《劳动法》第九十一条与《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笔者发现，《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以“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代替了《劳动法》第九十一条“克扣或者无故拖欠”。
原劳动部在1995年对于“克扣”确定的含义为：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扣减劳动者应得工资，对“无故拖欠”确定的含义为：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付薪时间未支付劳动者工资；而对于“未及时足额”尚未有任何文件予以定义，笔者认为“未及时足额”应包括“全部拖欠”和“部分拖欠”两种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该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这是因为全国人大考虑到“有些劳动者为了维持劳动关系，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对用人单位拖欠劳动报酬的行为不敢主张权利”和“有的行业（尤其是建筑业）拖欠工资问题比较突出，工人的劳动报酬很多到年底才结算”等各种情形，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的基础上扩大了劳动者维权的时限要求，摒弃了“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支付工资争议，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已经书面通知劳动者拒付工资的，书面通知送达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的意见，允许劳动者在职期间“怠于维护自己的权利”。可以说，这一举措更加有利于维护劳资关系的延续，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
那么对于“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百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以及“按应付工资报酬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的时效是否应当受到《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限制呢？笔者认为不应限制。
首先，“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百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以及“按应付工资报酬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并非是基契约之债，而是法定条件（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成就时的债。鉴于该法定之债是依附于“劳动报酬债权”而产生，所以其时效起算应当同步。另外，假设“劳动报酬债权”允许离职之后追索，而“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百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以及“按应付工资报酬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那么就可能产生劳动者基于同一事由在职期间追索“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百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以及“按应付工资报酬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离职后追索“拖欠的劳动报酬”，可能造成“一事二诉”而不予受理；即使受理，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另外，要求劳动者在职期间追索“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百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以及“按应付工资报酬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也有悖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的立法本意。
综上，笔者认为“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百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以及“按应付工资报酬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与“追索劳动报酬”一致放宽追索时效的限制既不违背“时效设立的目的”，又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的立法本意。
除了《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范畴，赔偿金还包括“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如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该项赔偿时效的起算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六条精神，从劳动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依据职权或者根据劳动者的请求从“违法约定试用期”的条款被确认之日起算。
澳门


《刑法典》第301至35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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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零一条
（通谋外地）
意图以暴力破坏、变更或颠覆已在澳门确立之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而为下列目的通谋另一国家或其它地区之政府、党派、社团、机构或团体、又或其任一人员者，如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最高五年徒刑：
ａ）接收指示、指令，又或收受金钱或有价物；或
ｂ）在下列活动方面给予协助：
（一）收集、预备或公然散布虚假或明显有所歪曲之消息；
（二）引诱人员，又或便利该等活动之进行而提供集会地点、资助该等活动或为该等活动作宣传；
（三）承诺或赠送；或
（四）威胁或欺诈他人。
第三百零二条
（侮辱本地区象征）
以言词、动作或散布文书，又或以其它与公众通讯之工具，公然侮辱本地区、其旗帜或徽，又或不对之给予其应受之尊重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三百零三条
（胁迫本地区之机关）
一、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阻止或限制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二款ａ项所指之机关自由行使职能者，如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二、如上款所叙述之事实系向该款所指机关之成员作出者，行为人处最高五年徒刑。
第三百零四条
（扰乱本地区机关之运作）
藉暴动、扰乱秩序或喧哗，而：
ａ）不正当扰乱上条第一款所指机关之运作，而本身并非该机关之成员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ｂ）不正当扰乱上条第二款所指之人执行职务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三百零五条
（预备行为）
第二百九十七条至第二百九十九条所指之罪，其预备行为处最高三年徒刑。
第三百零六条
（减轻）
就本章中涉及产生危险之罪，如行为人在重大之损害发生前，因己意使该行为所产生之危险有相当程度之减轻，或排除该危险，得特别减轻刑罚，或得不处罚该事实。
第三百零七条
（附加刑）
因犯本章之罪而被判刑者，经考虑该事实之具体严重性，以及该事实在行为人公民品德方面所反映出之情况后，得使其丧失选举立法机关成员或被选为立法机关成员之资格，为期二年至十年，但不影响法律规定之特别制度。
第二章
妨害国家及国际组织罪
第三百零八条
（侵犯享有国际保护之人罪）
一、试图侵害享有国际保护之人之生命、身体完整性或自由者，而被害人系因执行官方职务而身在澳门，如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二、侵犯享有国际保护，且处于上款所指条件下之人之名誉者，如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罚金。
三、为着以上两款之规定之效力，享有国际保护者为：
ａ）国家元首，包括依照宪法规定执行国家元首职务之合议机关成员，及政府首脑与外交部部长或等同者，以及上述者之随行家属；及
ｂ）在犯罪之时，按照国际法享有特别保护之地区或国家之代表或公务员、又或国际组织之人员，以及与上述之人共同生活之家属。
第三百零九条
（侮辱官方象征）
以言词、动作或散布文书，又或以其它与公众通讯之工具，公然侮辱某一地区、国家或澳门所参加之国际组织之官方旗帜或其它官方象征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第三百一十条
（处罚条件及进行程序之条件）
一、本章之罪，非经澳门总督告诉，不得进行刑事程序，但适用于澳门之国际协约或属司法协助领域之协议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二、如属侵犯名誉罪，尚须经被侵犯之地区或国家之政府、或国际组织之代表告诉，方得进行刑事程序。
三、本章中凡涉及被侵犯之地区或国家、其代表或公务员之规定，必须在作出该事实及审判该事实之时，对于该事实在刑事上系有互惠待遇者，方得适用之。
第三章
妨害公共当局罪
第三百一十一条
（抗拒及胁迫）
为反抗公务员或保安部队成员作出与执行职务有关之行为，或为强迫其作出与执行职务有关，但违反其义务之行为，而对其施以暴力或严重威胁者，处最高五年徒刑。
第三百一十二条
（违令）
一、不服从由有权限之当局或公务员依规则通知及发出之应当服从之正当命令或命令状者，如符合下列情况，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ａ）有法律规定，告诫在该情况下系以普通违令罪予以处罚者；或
ｂ）虽无法律规定，但该当局或公务员有作出相应告诫者。
二、如有法律规定，告诫在该情况下系以加重违令罪予以处罚者，则刑罚最高为二年徒刑或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三百一十三条
（纵放被拘禁之人）
作出下列行为者，处最高五年徒刑：
ａ）以暴力、威胁或计谋释放依法被剥夺自由之人；或
ｂ）教唆、促成或以任何方式帮助依法被剥夺自由之人脱逃。
第三百一十四条
（公务员帮助脱逃）
一、负责看守依法被剥夺自由之人之公务员，将该人释放，任由其脱逃，又或便利、促成或以任何方式帮助其脱逃者，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二、公务员虽非负责看守依法被剥夺自由之人，但基于所担任之职务，其有义务看管该人或阻止其脱逃，而作出上款所指之行为者，处最高五年徒刑。
第三百一十五条
（看守时之过失）
负责看守依法被剥夺自由之人之公务员，因重过失而使依法被剥夺自由之人得以脱逃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三百一十六条
（脱逃）
一、在依法被剥夺自由之状况下脱逃者，处最高二年徒刑。
二、如行为人在被判刑前自发向当局投案，得特别减轻刑罚。
第三百一十七条
（违反判决所定之禁止）
违反刑事判决所定作为附加刑或非剥夺自由之保安处分之禁止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三百一十八条
（被拘禁之人之骚乱）
被拘禁、拘留或收容之人骚乱、且在协同彼此之力量下作出下列行为者，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ａ）攻击依法负责看守、治疗或看管其之公务员，又或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强迫该公务员作出或放弃作出某一行为；或
ｂ）促成自己或第三人脱逃。
第三百一十九条
（破坏受公共权力拘束之物件）
将受公共权力拘束之文件或其它动产、被假扣押或扣押之物、又或保全措施之标的物，全部或部分加以毁灭、损坏，或使之失去效用，又或以任何方式自公共权力处将之取去者，如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最高五年徒刑。
第三百二十条
（弄毁记号及封印）
将为认别任何物或使之不受侵犯、又或为证明该物系被假扣押、扣押或受保全措施所拘束，而由有权限之公务员正当施加之记号或封印，全部或部分加以弄开、破开或使之失去效用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三百二十一条
（撕除、破坏或更改告示）
将有权限之公务员张贴之告示撕除、毁灭、损坏或更改，又或以任何方式妨碍该告示为人知悉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第三百二十二条
（职务之僭越）
作出下列行为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ａ）明示或默示自己具有公务员或公共保安部队成员之身分，而在未经许可下，执行公务员或公共保安部队之职务，或作出公务员或公共保安部队成员本身之行为；
ｂ）不拥有或不具备法律要求从事某一职业所须拥有或具备之某一资格或某些条件，明示或默示自己拥有或具备此资格或条件，而从事该职业；或
ｃ）获正式通知被撤职或停职后，继续执行公共职务。
第四章
妨害公正之实现
第三百二十三条
（作虚假之当事人陈述或声明）
一、作当事人之陈述，而在宣誓后且已被警告如作虚假陈述将面对之刑事后果后，就应陈述之事实作虚假之声明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二、辅助人与民事当事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作虚假之声明者，处相同刑罚；嫌犯就其身分及前科作虚假之声明者，亦处相同刑罚。
第三百二十四条
（作虚假之证言、鉴定、传译或翻译）
一、身为证人、鉴定人、技术员、翻译员或传译员，向法院或向有权限接收作为证据方法之陈述、报告、数据或翻译之公务员，作虚假陈述、提交虚假报告、提供虚假数据或作虚假翻译者，处六个月至三年徒刑，或科不少于六十日罚金。
二、无合理理由拒绝陈述，又或无合理理由拒绝提交报告、数据或翻译者，处相同刑罚。
三、如行为人在宣誓后，且已被警告将面对之刑事后果后，作出第一款所指之事实，处最高五年徒刑，或科最高六百日罚金。
第三百二十五条
（加重）
一、如属下列情况，则第三百二十三条及第三百二十四条所规定之刑罚，其最低及最高限度均加重三分之一：
ａ）行为人在意图营利下为之；
ｂ）因该事实引致他人被撤职、丧失职业上之地位，又或引致他人之亲属或社会关系受破坏；或
ｃ）因该事实引致他人由于行为人实施之犯罪而被判刑，而行为人原应为被判刑者。
二、如因第三百二十三条或第三百二十四条所叙述之行为，引致某人被剥夺自由，行为人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第三百二十六条
（撤回）
一、如行为人因己意撤回前言，而该撤回系在仍能于裁判中对之加以考虑之时，以及在虚假之陈述、报告、数据或翻译引致第三人有所损失前为之者，则不按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三百二十四条及上条第一款ａ项处罚之。
二、撤回前言之行为，按照情况得向法院、检察院或有权限之警察机关为之。
第三百二十七条
（贿赂作虚假声明）
借着赠送或承诺给予财产利益或非财产利益，说服或试图说服他人作出第三百二十三条或第三百二十四条所规定之事实之人，而他人并未作出该等事实，则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三百二十八条
（刑罚之特别减轻及免除）
如属下列情况，则特别减轻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三百二十四条及第三百二十七条所规定之刑罚，或得免除刑罚：
ａ）有关虚假之内容所涉及之情节，对于藉该等陈述、报告、数据或翻译所拟证明之事，并无重大意义；或
ｂ）作出该事实，系为避免行为人自己、配偶、收养行为人之人或行为人收养之人、行为人二亲等内之血亲或姻亲、又或与行为人在类似配偶状态下共同生活之人，在其后有受刑罚或受保安处分之危险。
第三百二十九条
（诬告）
一、意图促使某一程序被提起，以针对特定之人，且明知所归责之事属虚假，而以任何方式向当局检举或表示怀疑该人实施犯罪，又或以任何方式公开揭露或表示怀疑该人实施犯罪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二、如该行为系不实归责该人作出轻微违反或纪律违犯者，行为人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三、如行为人所采用之手段，系呈交或更改证据方法，又或使之失去作用者：
ａ）属第一款之情况，处最高五年徒刑；
ｂ）属第二款之情况，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四、如因该事实引致被害人被剥夺自由，行为人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五、应被害人之声请，法院须依据第一百八十三条之规定作出命令，让公众知悉该有罪判决。
第三百三十条
（虚构犯罪）
一、在无将犯罪归责于特定之人下，向有权限当局检举犯罪，或使有权限当局怀疑有人实施犯罪，而明知该犯罪并无发生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二、如该事实涉及轻微违反或纪律上之不法行为，行为人科最高六十日罚金。
第三百三十一条
（袒护他人）
一、意图使已实施犯罪之人免受刑罚或保安处分，而阻止有权限当局进行全部或部分之证明活动或预防活动，或使该等活动全部或部分不能产生效果，或对全部或部分活动作出欺骗行为者，又或明知如作出上述行为会使已实施犯罪之人免受刑罚或保安处分，而仍为之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二、意图阻止对他人已科处之刑罚或保安处分全部或部分之执行，或使该执行全部或部分不能产生效果，或对全部或部分执行作出欺骗行为，而对该人提供帮助者，又或明知如对该人提供帮助会使该执行出现上述情况，而仍为之者，处相同刑罚。
三、依据以上两款判处行为人之刑罚，不得超逾法律对因所作出之行为而得益之人，其所作事实而规定之刑罚。
四、犯罪未遂，处罚之。
五、对作出下列行为之人，得特别减轻或免除刑罚：
ａ）借着该事实，同时寻求自己免被科处或执行刑罚或保安处分；
ｂ）为使配偶、由自己收养之人、收养人、二亲等内之血亲或姻亲、又或与自己在类似配偶状态下共同生活之人得益，而作出行为。
第三百三十二条
（公务员袒护他人）
如上条所指之袒护，系由参与或有权限参与诉讼程序之公务员作出，或由有权限命令执行刑罚或保安处分之人作出，又或由负责执行刑罚或保安处分之人作出，行为人处最高五年徒刑。
第三百三十三条
（渎职）
一、公务员意图损害某人或使之得益，而在初步侦查、审判程序、纪律程序或其它性质之程序等方面，明知违反法律且在违反法律下，予以促进或不促进、指挥、作出或不作出决定，又或作出行使其担任之官职所产生之权力之行为者，处最高五年徒刑。
二、如因该事实引致某人被剥夺自由，行为人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三、有权限作出剥夺自由处分之命令之公务员，或有权限执行该处分之公务员，以违法方式命令或执行之，又或依法须作出该处分之命令或执行该处分，而不为之者，处上款所规定之刑罚。
四、在上款所指之情况下，如系因重过失而作出该事实者，行为人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罚金。
第三百三十四条
（律师或法律代办之渎职）
一、律师或法律代办意图损害交由其代理之案件而损害之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二、律师或法律代办意图使利益出现冲突之人中之某人得益或受损，而在同一案件中为该等人担任律师或法律代办者，处相同刑罚。
第三百三十五条
（违反司法保密）
一、不正当让人知悉因司法保密而不应泄露之刑事诉讼行为之全部或部分内容者，或不正当让人知悉不容许一般公众旁听诉讼过程之刑事诉讼行为之全部或部分内容者，如规范该诉讼之法律不对该情况规定另一刑罚，则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二、如上款所叙述之事实涉及纪律程序，而该程序系处于依法须保密之状况者，行为人处最高六个月徒刑，或科最高六十日罚金。
第五章
执行公共职务时所犯之罪
第一节
引则
第三百三十六条
（公务员之概念）
一、为着本法典之规定之效力，「公务员」一词包括：
ａ）公共行政工作人员或其它公法人之工作人员；
ｂ）为其它公共权力服务之工作人员；
ｃ）在收取报酬或无偿下，因己意或因有义务，而不论系临时或暂时从事、参与从事或协助从事属公共行政职能或审判职能之活动之人。
二、下列者等同于公务员：
ａ）总督及政务司、立法会议员、咨询会委员、法院及检察院之司法官、反贪污暨反行政违法性高级专员及巿政机关据位人；
ｂ）本地区官方董事及政府代表；
ｃ）公营企业、公共资本企业、公共资本占多数出资额之企业，以及公共事业之特许企业、公共财产之特许企业或以专营制度经营业务之公司等之行政管理机关、监察机关或其它性质之机关之据位人，以及该等企业或公司之工作人员。
第二节
贿赂
第三百三十七条
（受贿作不法行为）
一、公务员亲身或透过另一人而经该公务员同意或追认，为自己或第三人要求或答应接受其不应收之财产利益或非财产利益，又或要求或答应接受他人给予该利益之承诺，作为违背职务上之义务之作为或不作为之回报者，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二、如未实行该事实，行为人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三、如行为人在作出该事实前，因己意拒绝接受曾答应接受所给予之利益或承诺，又或将该利益返还，或如为可替代物，而将其价值返还者，则不予处罚。
第三百三十八条
（受贿作合规范之行为）
一、公务员亲身或透过另一人而经该公务员同意或追认，为自己或第三人要求或答应接受其不应收之财产利益或非财产利益，又或要求或答应接受他人给予该利益之承诺，作为不违背职务上之义务之作为或不作为之回报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二、上条第三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第三百三十九条
（行贿）
一、为第三百三十七条所指之目的，亲身或透过另一人而经本人同意或追认，给予或承诺给予公务员其不应收之财产利益或非财产利益者，又或在该公务员知悉下给予或承诺给予第三人该利益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二、如该目的系上条所指者，行为人处最高六个月徒刑，或科最高六十日罚金。
三、第三百二十八条ｂ项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第三节
公务上之侵占
第三百四十条
（公务上之侵占）
一、公务员为自己或他人之利益，将因其职务而获交付、占有或其可接触之公有或私有之金钱或任何动产，不正当据为己有者，如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二、如上款所指之有价物或对象属小额，行为人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三、如公务员将第一款所指之有价物或物件贷予他人、质押或以任何方式使之承受负担，而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第三百四十一条
（公务上之侵占使用）
一、公务员使用或容许他人使用因其职务而获交付、占有或其可接触之公有或私有之交通工具或其它具相当价值之动产，而用途系有别于该等交通工具或动产本身原定之用途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二、如公务员在无特别基于公共利益之正当理由下，将公有金钱作有别于法律所定之公用用途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第三百四十二条
（在法律行为中分享经济利益）
一、公务员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分享经济利益，在法律行为中损害因其职务而全部或部分由其负责管理、监察、维护或实现之财产利益者，处最高五年徒刑。
二、公务员因民事之法律上之行为，以任何方式为自己或第三人收受财产利益，而该民事之法律上之行为所涉及之利益，在作出该行为当时系因其职务而全部或部分由其处分、管理或监察者，即使未对该等利益造成损害，处最高六个月徒刑，或科最高六十日罚金。
三、公务员因征收、结算或支付，以任何方式为自己或第三人收受财产利益，而该等征收、结算或支付系因其职务而全部或部分由其负责命令为之或由其为之者，即使未对公钞局或对交托予该公务员之利益造成损害，亦科处上款所规定之刑罚。
第四节
滥用当局权力
第三百四十三条
（公务员侵犯住所）
公务员在滥用其职务上固有之权力下，实施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款所指之犯罪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第三百四十四条
（违法收取）
一、公务员在执行其职务时，或在行使因其职务而产生之事实权力时，借着诱导被害人陷于错误或利用被害人之错误，亲身或透过另一人而经该公务员同意或追认，为自己、本地区或第三人收取其不应收之财产利益，或收取超逾应收额之财产利益，尤其系税捐、费用、手续费或罚款等，如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二、如行为人以暴力或以重大恶害相威胁作出该事实，而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第三百四十五条
（运用公共部队妨害法律或正当命令之执行）
有权限征用公共部队或作出运用公共部队之命令之公务员，为阻止法律之执行、司法机关依规则作出之命令状之执行、或公共当局之正当命令之执行，而征用公共部队或作出运用公共部队之命令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三百四十六条
（拒绝合作）
公务员受有权限当局合法征用，为司法活动或任何公共部门提供应当之合作，而拒绝提供合作，或在无正当理由下不提供合作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第三百四十七条
（滥用职权）
公务员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获得不正当利益，或造成他人有所损失，而在以上各条所规定之情况以外，滥用其职务上固有之权力，或违反其职务所固有之义务者，如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第五节
违反保密及弃职
第三百四十八条
（违反保密）
一、公务员意图为自己或他人获得利益，或明知会造成公共利益或第三人有所损失，在未经须获之许可下，泄漏在担任职务时所知悉之秘密，或泄漏因获信任而被告知之秘密，又或泄漏因其担任之官职之便而知悉之秘密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二、非经监管有关部门之实体或被害人告诉，不得进行刑事程序。
第三百四十九条
（违反函件或电讯保密）
邮政、电报、电话或电讯部门之公务员，在未经须获之许可下，作出下列行为者，处六个月至三年徒刑，或科不少于六十日罚金：
ａ）消除或取去交托予该等部门且因其职务而可接触之信件、包裹、电报或其它通讯；
ｂ）开拆因其职务而可接触之信件、包裹或其它通讯，或不将之开拆而知悉其内容；
ｃ）向第三人泄漏因其职务而知悉之某些人之间之通讯，而该等通讯系藉该等部门之邮政、电报、电话或其它电讯工具作出者；
ｄ）录取或向第三人泄漏上述通讯之全部或部分内容，又或使第三人有可能听取或知悉该等通讯；或
ｅ）容许或促使以上各项所指事实之发生。
第三百五十条
（弃职）
公务员意图阻止作出公共服务或使之中断，而不正当放弃其职务或玩忽职守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