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治社会中，证据是诉讼的灵魂，任何诉讼都要围绕证据来展开。在刑事诉讼中，侦查阶段是诉讼程序的开始，多数证据都由这个阶段产生，可以说是证据的生产阶段。新刑事诉讼法即将实施，对诉讼证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意味着对职务犯罪侦查中侦查人员证据收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认为，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应该具备以下三种证据意识：
一、排除非法证据意识
新刑事诉讼法“证据”一章新增加的第54条、第55条、第56条、第57条、第58条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要求侦查人员要具备排除证据意识。非法证据，即违反法律规定收集或提取的证据，又可称为“瑕疵证据”。非法证据包括两种：（1）证据实体非法的证据，即不具备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或不具备法定取证主体资格的人收集提取的证据；（2）取证程序非法的证据，即通过不符合或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手段取得的证据，如通过刑讯逼供，非法搜查、侦查陷阱等方式取得的证据，也就是“毒树之果”。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不仅要求侦查人员不得违法收集实物证据，而且不能违法收集言词证据，坚决杜绝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排除非法证据意识，不仅要求侦查人员要依法取证，更重要的是侦查人员要理性办案、依法办案，文明办案，规范办案。
二、提高无罪证据意识
新刑事诉讼法第39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无罪证据，是相对于有罪证据而言的，指的是能够证明犯罪事实不存在，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要高度重视调查取证，不但要注重收集各种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而且要注重收集各种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可在侦查实务中，侦查人员出于种种原因，往往注重了对有罪、罪重证据的收集，却忽视了对无罪、罪轻证据的收集。达到了惩罚犯罪的目的，却忽视了保障人权。刑事诉讼的两大目的，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这需要进行全面而慎重地权衡。侦查的功能在于全面收集有罪或无罪的证据，以说明案件的完整性，并因此得出起诉意见或不起诉意见。这就要求侦查人员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一定要全面收集证据，做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这也是新刑事诉讼法第二条“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性要求。
三、保障证据标准意识
新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规定了案件的证明标准，即为“证据确实充分”。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证据确实、充分”是对用以确定案件事实证据的质和量的要求，它要求每一证据都必须是已查证属实，并且案件事实的各个要件都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明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排除，全案的证据形成一个闭合的锁链。由此得出的案件结论具有唯一性、排他性。侦查人员在职务犯罪的证据收集上和运用上，必须坚持这一证明标准，确保案件质量，杜绝冤案错案，使案件得到依法，公正处理。

（作者单位：山西省襄垣县人民检察院）

【案情】


2011年11月15日，王某向法院申请执行郭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要求郭某偿还其本息共计40余万元。法院受理该案后，查明郭某有两处房屋，后查封了其中一套。2012年1月，王某向法院申请要求解除对郭某房屋的查封，称已与郭某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愿意宽限还款期限直至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法院依申请下达了中止执行裁定书。同年10月，王某称郭某未履行执行和解协议，要求法院恢复执行。而郭某则称自己正在依约履行协议，该案无需恢复执行。执行人员了解后发现执行和解协议写明，王某愿意放宽还款期限，待郭某将房屋变卖后以该款偿还王某的借款本息。而后，郭某一直将房屋挂牌出售，但要价颇高，半年都未将房屋卖掉。当王某要求郭某还款时，郭某又以执行和解协议为由，认为协议中并未规定变卖的时间和价格，而自己也一直在与人洽谈变卖房屋的事宜，王某无权无视和解协议要求自己提前还款。


【分歧】


本案涉及申请执行人对执行和解协议能否反悔的问题。


第一种意见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有其明确的法律效果，当被执行人没有违反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时，申请人应继续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内容来履行。


第二种意见认为，申请人可以反悔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重新申请恢复执行。


第三种意见认为，当执行和解协议内容明显缺失，无法顺利履行的情况下，应将执行和解协议视为无效，重新恢复执行。


【评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首先，从执行和解制度的立法目的来看，实际上执行和解制度就是把民事调解制度延伸到执行阶段，推行执行和解就是为了有效缓解执行难，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特别是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一方面，执行和解制度能够缩短履行周期，降低执行成本，快速实现申请执行人权益。一些履行能力较差的被执行人，会因申请人一定的让步而愿意设法履行。


另一方面，执行和解制度在执行案件的立案、执行、涉案财物的分配等环节，通过人性化的执行方法，弥合双方当事人、法院之间的对立情绪，避免产生新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当执行和解协议无法满足这个要求甚至背道而驰时，就违背了立法初衷。而本案中的执行和解协议显然不能满足立法本意，甚至使申请执行人陷入预期不能实现债权的不安中，该执行和解协议当然不能认定其法律效果。


其次，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因此，若是被执行人反悔不履行和解协议，由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但若是申请执行人反悔，则应由被执行人来申请恢复执行，而不能由申请执行人自己申请重新执行。


实践中，执行和解协议内容通常都是申请执行人做出让步的情况下做出的，被执行人得到了一个债务的优惠，自然不肯轻易让申请执行人反悔。在申请执行人反悔不接受被执行人的履行时，被执行人可通过向法院提存财物来达到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结案。实际上法律无意中在程序上剥夺了债权人反悔的权利。本案中，申请执行人王某不能直接因对执行和解协议反悔而向法院要求重新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


最后，当执行和解协议内容明显缺失，导致协议无法顺利履行，严重侵害申请执行人利益时，执行和解协议可视为无效或可撤销。


执行和解就是当事人在自愿合法的前提下自主处分民事权利，是一种在执行程序中订立的特殊民事合同。因此，执行和解协议的订立、效力、履行及违约责任等，都应当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我国合同法中，合同诚信原则是其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原则。当事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不能损害另一方当事人的权益。


本案中，被执行人郭某在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故意隐瞒了借和解协议拖延还款的真实意图，使王某基于善意相信了郭某而陷入错误认识，并签订了没有具体还款日期的和解协议。然后郭某利用和解协议的条款漏洞，滥用合同所载明的权利，消极实现债权人的权利，以畸高的价格变卖房屋使得无人问津，无限期的拖延还款时间，使申请执行人的权益无法实现。郭某的行为已经违背了合同诚信原则，以不正当的手段侵害了王某的正当权益，因此该案中的执行和解协议应属无效，申请执行人王某可以向法院申请重新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